自杀是对个体生存意义和对个体所在社会的否定。《自杀论》的作者——著名社会学者杜尔凯姆认为，自杀与社会好坏有直接的关系。当社会秩序发生重大变化，无论是驟降的好运或灾难，人们自我毀灭的傾向都会增加。这里举出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江藤淳（1933-1999）这位高龄文人的自杀为例，来进行探讨。

江藤淳，文学评论家。本名江头淳夫。生于东京，庆应大学毕业。后进入大学院，但因故被劝退学；1959年前后，他和马克思主义者们论战；1962年赴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教过两年书；回国后从1966年开始评论“第三新人”，并撰写夏目漱石、西乡隆盛研究的专著，于1970年获野间文芸赏和菊池宽赏。并于翌年当上了东京工大的助教授。具有戏剧性的是，五年以后，他居然被令他退学的庆应大学授予文学博士。

江藤淳在进行夏目漱石研究和西乡隆盛研究的同时，对政治颇为关心。不过，他是个天皇主义者，一貫主张以天皇为中心，以“公”字作为日本的精神构造，主张日本应回归这样的轨迹。他曾写过《另一部战后史》，仔细翻阅日本投降当时的各种文件，批判战后日本，抛出了有名的“无条件投降的是日本陆海军，不是日本”的怪论；揭发出占领军司令部对新闻媒体的文字审阅，一时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1998年，其妻因癌症去世。翌年７月８日，他出版了《妻子与我》，７月21日，即在洗澡间割腕自杀。享年66岁。

他的遗书如下：

身心不自由加剧，病苦难捱。自6月10日遭遇脑梗塞以来的江藤淳，已不过是徒有形骸，故而自决断其形骸也。乞望诸位见谅。

平成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江藤淳

纵观江藤淳这位高龄文人的自杀，首先证明了自杀学的奠基人杜尔凯姆的观点：“自杀与家族社会的统合力成反比例。”江藤淳的夫人既为江藤淳料理生活，听他闲谈，又为他整理审校稿件，是个不可分离的伴侣。突然被这样一个人抛在世上，而且是在自己亲自长期看护之后，江藤淳难免要产生随其而去的念头。

从江藤淳来看，首先日本现实的自由主义社会对他的自杀不构成阻碍。假设是二战当时，举国上下都在为“圣战”出力，他是不会自杀的；其次，不能排除他对自己向往的天皇绝对社会没有实现的绝望。另外，江藤淳的自杀与日本不同的文化背景也不无关系。基督教文化反对自杀，而日本却有赞美自杀的传统。武士道文化对于增强日本人的向心力和集团归属意识确有作用，但也有“轻死”的糟粕。著名文学家最终自杀者“前仆后继”，文学作品里也充斥着对自杀的美化，这些不可能不对人们尤其是文人产生丝毫影响。日本著名哲学家梅原猛先生就分析说，江藤淳是不是受夏目漱石和西乡隆盛影响，忍受不了充斥现代小说的乱伦描写，而殉了他们高洁的伦理观呢？

江藤淳是不满于社会，无力去让社会按自己的路子前进，而自由的社会又不能禁止他的自绝；加上他被伴侣抛在半路，而且是疾病缠身，到了“病苦难捱”的程度，故而，在年老病苦之中，他选择了自我解脱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