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向有自杀的传统。始作俑者，大概是1894年自缢身亡的浪漫诗人北村透谷吧。透谷以26岁之英年自杀，殊为可哀。透谷之后，又有白桦派主将有岛武郎于1923年与情人、《妇女公论》记者波多野秋子双双自杀。有岛曾在遗书中慨叹：“不管我怎样斗争，我还是朝着这个命运走去。”有岛的慨叹，也可以说是日本文坛的宿命。透谷、有岛身后，“朝着这个命运走去的人”行道相望，不绝于途，其中包括芥川龙之介（1927）、生田春月（1930）、牧野信一（ 1936）、太宰治（1948）、田中光英（1949）、原民喜（1951）、加藤道夫（1953）、服部达（1956）、久保荣（1958）、火野苇平（ 1960）、三岛由纪夫（1970）、川端康成（1972）、小林美代子（ 1973）……。而现在，在这一长长的黑名单之后，我们还得加上战后著名作家、评论家江藤淳的名字。据日本传媒消息，7月21日，江藤淳因“病苦”在神奈川县镰仓市的家中浴室里割腕自杀，享年66岁。 　　江藤淳1932年出生于东京，1958年毕业于庆应大学文学部。他虽然也从事文学创作，但其最大的成就还是在评论方面。评论家江藤淳的登场，是战后日本文坛的一件大事，其重要性并不逊于小说家石原慎太郎和大江健三郎的出现。1955年，弱冠23岁的江藤淳在《三田文学》上发表评论《夏目漱石论》。在夏目漱石研究史上，这是一篇划时代的论文。与此前的漱石论不同，江藤的论述一方面能够紧密联系到明治时代的社会生活，更重要的是，江藤能以绵密和高度感性的笔触，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刻画出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的“普通人”夏目漱石的形象。这一论述打破了以漱石弟子小宫丰隆为代表的宣扬漱石“则天去私”的神话。另外，江藤也注意发掘漱石作品的文学价值。江藤的漱石论对其后的漱石研究乃至于整个文学研究都起到了解放思想的重大作用。1960年，江藤开始在杂志上连载评传《小林秀雄》，这一评论既反映了小林战前献身于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又反映了小林对日美安保条约的狂热。《小林秀雄》最终确定了江藤作为战后文艺评论家的代表的崇高地位。1967年江藤围绕“第三批新人”的作品，写了评论《成熟和丧失》。同年又以《漱石及其时代》获野间文艺奖。日本知识界普遍认为，江藤淳与石原、大江三人同为日本“新世代文学的旗手”。以此誉之，并不为过。因为就连石原、大江以及三岛等人的声誉，也与江藤的大力揄扬甚有关系。 　　在1956年结集出版的《夏目漱石》第二部《晚年的夏目漱石》中，江藤淳指出，漱石作品《行人》的主人公一郎的孤独感中包含着一种 “脱离人间”的感触，同时亦有“要成为普通一般人的愿望”。评论家松原新一认为：“这种二律背反，代表着江藤淳本人的二律背反。” 现在看来，松原的评论是很能切中肯綮的。江藤淳4岁丧母，自小又得了肺病，难免造成性格上的闭锁、孤僻以及对现实生活的疏离。24岁时江藤淳肺结核复发，在疗养中，他的认识到达了一个转折点：他对堀辰雄、立原道造等人因疾病而放弃生活、专事文学创作的做法表示了根本的怀疑，认为不能轻易地逃避到幻想的世界中去，而应当履行 “对社会的责任”，勉力实现“自我的社会化”。这种想法，反映了江藤本人“要成为普通一般人”的执著愿望。所以，江藤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评论而不是创作上，60年代后更越境文艺评论，大力进行社会与政治评论，成为与高坂正尧、司马辽太郎鼎足而三的著名论客。 　　令人遗憾的是，在进行社会和政治评论时，江藤淳的观点往往是相当保守甚至是右倾的。这首先表现在他强烈的反美情绪上。例如他 1979年至1980年访美，就美军占领日本期间的新闻审查情况进行取档调查后，写成《受限制的言论自由》一书。书中认为，占领军给日本带来了言论自由这一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果说有自由，也是 “受限制的言论自由”，是一种建立在虚伪之上的言论自由。江藤进而认为，言论自由受到限制之后，日本人的国家意识也就变得非常稀薄。江藤对此甚感“痛心疾首”。由此出发，江藤全盘否定战后民主主义的信念和价值，对战后文学也横加指责。江藤的这种观点与其湘南中学的校友石原慎太郎甚为契合，所以，石原在与盛田昭夫合著《日本可以说“不”》之后，又邀请江藤与之合著《日本坚决说“不”》。江藤保守思想的另一面，是他主张回到“明治时代的国家精神”。 70年代之后，江藤花了不少精力探究明治时代的日本人，写出了论著《海舟余波》（论幕末闻人胜海舟）、小说《大海苏醒》（描写萨摩藩阀山本权兵卫等）以及《明治的群像》等作品。对此，大江健三郎一针见血地指出，江藤淳的战略在于“拥护‘尊皇攘夷’的国家主义”。阪神大地震后，日本皇太子出游中东，江藤失望之余，对此大加批评， “哀其不幸”而“怒其不争”。然而世事如棋，难如人意。江藤“尊皇攘夷”的乌托邦迷思很难为世人认同，只有徒唤寂寥了。 　　江藤淳在评论漱石时曾说：“由于在生活上太笨拙，所以向往死亡。可是在肉体上，生命力却较强——他就是这么一种人。”遗书中则说：“心身不自由，病苦难堪……故自求了断。”两相对照，可以明了江藤自杀的基本原因：肉体的“病苦”之外，还在于其“在生活上太笨拙”，也即与他人、与现实的不相协调。江藤的“笨拙”更兼其难为世人认同的国家主义思想，阻隔了与现实进行正常沟通的路径，因此，江藤“自我社会化”的努力势必最终归于失败。当其“尊皇攘夷”的乌托邦迷思濒于幻灭之际，不免悲情难抑，万念成灰，只好以死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