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地狱去！”随着这一声无奈而沉重的叹息，1929年，日本无产阶级劳工文学代表作《蟹工船》问世。2008年至今，这艘寂寞航行了80余年的“蟹工船”突然恢复昔日的“荣光”，不仅受到日本民众的热捧，而且畅销欧美。

　　热销背后留下的是更多的冷思考。

　　近年来，日本出现了越勤劳越贫困的“新穷人阶层”，他们随时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得不到社会救济，许多打工青年因付不起高昂的房租而沦为“网咖难民”。不少人因对社会强烈不满，出现了野蛮报复……人们惊呼，今天的他们依然在这艘“蟹工船”上。

　　溯源

　　“书荒”年代重译《蟹工船》

　　华商报：发表于1929年的《蟹工船》被重新出版，在日本近年来持续热销。“蟹工船”一词也成为日本的流行语。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翻译这本书的？

　　叶渭渠：我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时就接触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当时是满怀革命的激情来学习的。“文革”后期，我从事日本文学编辑工作之初，全国正处在

　　“书荒”年代，只有毛著、毛语录、八个样板戏和一部小说《金光大道》。

　　外国文学就更难翻译过来了。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部负责人让我考虑日本文学有什么可以介绍过来，我当即就推荐了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四部作品，但其中三部的译者是著名翻译家，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所以需要重新组织译者来完成这项工作，就这样，我重译了这部《蟹工船》，在1973年出版了。翌年，北京市教育局教材编写组还节选了《蟹工船》的一节编入中学语文课本。

　　华商报：据悉，日本共产党入党人数的增加归功于《蟹工船》的流行，是这样吗？

　　叶渭渠：日本共产党入党人数的增加，不能单纯归功于《蟹工船》的流行，要在政党的生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方面来探讨。日本共产党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影响下，其发展走过曲折的道路，并一度陷入了低潮。但是，此时，以一向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日本共产党，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关心“新贫困”问题的解决，有针对性地提出雇工的待遇和非正式雇工的合理保障要求，指出大企业和政府责任的所在，旗帜鲜明地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人权和民主主义，捍卫和平宪法，主张现阶段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推行民主改革，以“建设一个‘国民做主人公’的新日本”作为当前的奋斗目标，从而获得了劳苦大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政治上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近一年多来，每月平均约有1500人入党，其中多为年轻人。目前，日本共产党党员人数达40万人，在日本政坛上成为最大政党之一。

　　玄机

　　“中流社会”崩溃，《蟹工船》遇热

　　华商报：据悉，日本在2008年之前，《蟹工船》的销量只有每年5000册。这本书突然畅销，有着怎样的背后故事或“玄机”？

　　叶渭渠：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政府摄取儒家“中和”的文化传统和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着力于“损有余以奉不足”的国民生活保障制度——对富人征收重税，保障大众的各种福利，缩小国民收人和财富差距以及城乡差距，以白领雇员、高级知识分子和政府公务员为主体构成的“中流阶层”（即中产阶级）迅速扩大，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80年代初日本政府一份《国民生活舆论调查报告》显示，“中流阶层”号称占有日本总人口的90%；对生活满意的人达91%。舆论界流行起日本社会已经是拥有“一亿中流”。

　　但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20年，开始转向平稳发展后不久，20世纪90年代初从出现泡沫经济，日本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教育、社会地位、贫富差距拉大，企业取消了终身雇用制和年资制等报酬体系，工人失业率急剧上升，无就业保障机制，劳动环境恶劣，每周工时超过80小时，“过劳死”人数日益增多。资本主义的三恶“萧条、失业、贫困”又凸显出来，社会陷入不安的氛围。多年来形成的“中流社会”的幻想崩溃。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正是《蟹工船》突然受到读者极大关注的重要社会背景，恐怕也可以说是其中的“玄机”吧？2008年，由多喜二文库主办的《蟹工船》读书随笔竞赛中，几乎所有应征稿的作者都把《蟹工船》里所描写的问题看做是现代的、普遍的问题，有人说，我们生活在《蟹工船》的时代，我们就在“蟹工船”上。

　　现象

　　“新穷人”阶层如物品被用过就扔

　　华商报：日本近年来的另一个流行词是“不安定”。在日本，临时工占据了整个日本劳动力市场的1/3，繁重的工作、微薄的收入以及严峻的生活困境使得他们对社会有极大不满情绪。这些“潜伏”的社会危机是《蟹工船》火爆的又一因素吗？

　　叶渭渠：正如上面谈到的，在经济繁荣时期，“中流社会”普遍存在一种“安定感”，也称为“安定型社会”。90年代初面对全球的金融危机，为政者没有处理好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问题，导致迄今所谓“安定型社会”发生了严重动荡。近年来的另一个流行词“不安定”就是由此而来。在日本，1/3的劳动力处于不安定状态，对社会抱有强烈的不满情绪，甚至有对工厂怀恨的工人，沿路刺杀无辜行人。社会危机隐患重重，人们从《蟹工船》中找到了折射自己受穷的一面镜子。

　　华商报：从2007年开始，日本出现了“劳动贫困者”组成的“新穷人”阶层。《蟹工船》一书主要是受到这个阶层的 “追捧”，“新穷人”阶层有什么特点？他们的“典型症状”与《蟹工船》中有哪些“暗合”？

　　叶渭渠：据2005年《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报告》统计显示，认为日本社会仍存在“中流意识”的人，比80年代初日本政府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报告》统计占有日本90%的大大下降了一半，开始出现一个日本学界称为的“差别社会”以及相关的“差别意识”，即贫富差距的规模扩大及贫富差别意识增强了。人们将2005年称为“格差元年”即“等级差别元年”。

　　从“等级差别元年”起一年多，2007年以来，在世界金融海啸的冲击下，经济陷入萧条，大企业向国外转移，中小企业自保或倒闭，用工条件苛刻，多雇用临时工和廉价的劳动力，工人工资水平下降，失业人口大增，完全进入了“差别社会”的时代。据2007年度《劳动力调查报告》统计，年收入不到200万日元（即月收入不到17万日元）的工人（包括正式工和临时工），也就是处在贫困线以下者，合计1700万人以上。2008年度，日本非正式雇用者即临时工大大地超过了正式雇用者，其比例占到正式雇用者的34.1%，他们被“视若物品般用过就扔”。于是，近年在日本出现“新穷人”（newpoor）的社会现象。

　　“新穷人”（newpoor）一词源于波兰著名社会学家鲍曼著《新的贫困——劳动、消费主义、新穷人》一书。该书围绕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经济危机，推行无薪休假制、临时雇用制等造成的劳动问题和贫困问题，以及福利国家和再分配问题、生产过剩和环保问题等，来探讨贫困的根源。2008年8月该书在日本翻译出版后，“新穷人”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一个文化知识界热烈议论的问题。

　　一些日本学者还及时成立了“贫困研究会”，并于2008年10月在日本大学举办“贫困研究会第一届大会”，主题是“流动社会的新贫困形式”，探讨生存权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试图为重建正常生活开出“药方”。

　　在这里，就有你所说的，日本“新穷人”与《蟹工船》渔工存在的“典型症状”。但我想补充一句，1981年我访问北海道时，寻访了小林多喜二创作的活动舞台，特地去了昔日蟹工船的驻地函馆体验，在函馆图书馆查阅了当年有关蟹工船渔工悲苦生活的报道，同时了解到小林多喜二看到这些报道，深入北海道渔工群进行了相当周密的调查，从渔业工会那里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后写就这部作品的。可以说，《蟹工船》的描写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

　　对比

　　昔日渔工不是“穷忙族”，

　　是“死忙族”

　　华商报：日本经济学家门仓贵史的《穷忙族》去年在我国出版。这本书试图帮助大家去反思 “我们为何忙碌而不快乐”“我们究竟为何而穷”……《蟹工船》所展现的是否是另类的“穷忙族”？

　　叶渭渠：“新穷人”的生活极端贫困，有的人一日只吃两个面包，许多打工青年因付不起高昂的房租而沦为“网咖难民”，乃至露宿东京地铁站里或公园的长椅上。根据最近新闻报道：东京有一名26岁的临时工失业，开始在网吧过夜，没钱之后，跑到东京郊区，在一家神社内故意纵火，然后报警自首。被捕搜身时，他身上只有10日元。这一人群常常引起心理障碍、性障碍乃至走投无路而自杀。许多退休老人、临时工等低收入者，交纳不起医疗保险金，无法上医院看病，不断发生“新穷人”患病未经救治而死亡的事件。这些大概是“新穷人”的一些典型例证吧。

　　今日的“新穷人”被日本学者称为“穷忙族”。但是，时代不同、劳动社会背景不同，他们在受剥削方面，虽然存在某些相同性，而昔日的渔工与今日“穷忙族”不能同日而语，正如当年的《函馆每日新闻》和《函馆新闻》报道蟹工船事件时所用的大字标题《“博爱号”蟹工船惊人的残酷虐待大事件 活地狱般的暴虐》、《残忍地虐待渔工 从勘察加回来的杂工口中透露的事实》等，可知他们已不是“穷忙族”，而是“死忙族”了。

　　华商报：在我看来，《蟹工船》对于“新穷人”阶层来说有如一剂温良的精神补药。您认为呢？

　　叶渭渠：《读卖新闻》分析《蟹工船》之所以能在今天热卖时指出，这与当今年轻人为过于严酷的劳动环境所困息息相关。尤其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人们对身边事物的不确定性表现出极度的不安，像《蟹工船》这样描绘残酷环境中艰苦生存的劳工文学也就具有了特殊的号召力。连英国《每日电讯报》也分析指出：“这部小说突然畅销的深层原因，在于它唤起了社会底层‘新穷人’的共鸣。”

　　这种“差别社会”、“新穷人”社会现象，在政治理念上和文艺创作上都获得了迅速的反映。正如你所说《蟹工船》对于“新穷人”阶层来说有如一剂温良的补药，对读者来说，是出于引起自我共鸣和心灵慰藉的需要，而不是一种“功利”的选择。 本报记者 张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