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和十一世纪，妓女是广受平安贵族欢迎的玩伴。在鎌仓时代(1185-1333)，也就是武士的黄金时代，除了明显的情色玩意儿之外，女孩子还须受训学习很多技艺，这样才能服侍高阶的上级武士，包括天皇他自己，我们可以这样补充说，他除了和女孩子玩，几乎没有事情可做。

　　到了十六世纪，军事统治者丰臣秀吉下令，从此以后卖春必须限制在领有执照的特别地区。这标示了一种独特文化的开始，它不但一直繁盛到十九世纪末，至今还可以感受到它的影响。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江户的高级妓女一样，妓女在民族文化中扮演如此突出又重要的角色。

　　从十七世纪开始，领有执照的妓女院成为日本最有权力和最有钱人的沙龙，也聚集了激励人心的剧作家、诗人、版画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许多歌曲以悲伤的曲调唱出高级妓女生命的无常，正是从三百年前的妓院开始传唱，而至今仍在演唱着，不过，通常是由带着古典气质、值得尊敬的中年已婚女子演唱。

　　妓女的世界就像日本其他的社会，是有等级制度的。有许多的阶级存在于称为大夫的顶级妓女与称为女郎或汤女的一般妓女之间。女郎这种妓女，定期的在大众浴池进行交易。大夫是高度完美的女人，尽管通常出身贫寒。十八世纪后期，有个出名的大夫叫做高尾，听说她是花道、茶道、诗、各种不同乐器、艺术、牌戏以及闻香，自从平安时代以来就被视为具有高度价值的技艺等方面的大师。

　　大夫不仅是伟大的艺人，她本身也是件伟大的艺术品。当茶室中著名的高级妓女华丽登场的时候，后面跟随着她那群逗乐的随从、徒弟和献媚者，这是一系列经过精心设计、引人注目的场面，颇为类似过去好莱坞女神走下聚光灯照亮的楼梯的态势。这种效果是高度戏剧化的，就像是一件表演艺术。引用美国学者唐纳-夏佛立的说法：客人与高级妓女第一次见面的表现，它的礼节和具有特色的戏谑，实在是盛行于早期歌舞伎里勾引妓女的一种戏文，而且是精华中的最极致。

　　从最早开始，戏剧与卖春就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云游的表演者通常是跳舞的人或者说佛教故事的人，往往也是妓女。虽有人断言，传奇人物阿国是第一个歌舞伎团体的创始人，但并无充分证据可资证明，据说因为这个团体结合了两种功能，所以非常赚钱。她是个正式的女巫，属于某个神社；但她女扮男装的演出，是为了在表演结束之后，做进一步调戏的情色宣传。

　　当权者惧怕秩序失控，尝试借着禁止女演员在舞台上出现，来阻止这种事情发生。这个结果导致年轻男孩在资助者的拥护下，轻易的取代了她们的位置。十七世纪愤世嫉俗的歌舞伎剧观察家井原西鹤评论说：说真的，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比必须在这种状况下讨生活，更令人觉得悲伤。在她们无望的命运中，把演员和高级妓女扮演得太接近、太类似了。

　　在江户、大阪、京都的欢乐地区，真实与幻想趋向于混淆。真实生活的阴谋策略、绯闻和悲剧的爱情事件，几乎立刻变成戏剧在歌舞伎院演出。在春画中，描绘着有名的演员和与其地位相当的名妓女所做的各种情色姿势，虽然他们是难以辨识的个人。当然，他们是真实人物的理想化版本，因为他们拥有著名的先辈所传下来的专业性名字。

　　在十七世纪，专业的评论家把妓女评价得有如女演员。所谓的女郎评判记，是种评论性的导览书，介绍多种的游乐区，而且详细评论区内居住者的才艺。就概念和设计而言，这些评论与评论演员的小册子非常相似。首先要弄清楚，最初这种演员小册子，几乎都只注重演出者的肉体魅力，而不在意他们的艺术专长。即使如此，妓女还是明确的被视为艺术家，因为她们提供的娱乐的戏剧性与她们所仿效的戏剧是一样的。再引唐纳-夏佛立的话：如果歌舞伎不被认为是情色的话，那么妓院就可以被描写成像是爱的剧院，在这里乡下女孩伪装成精致的美人，而卑微的商人则装出在风流韵事合纵的男人模样。

　　对于玩这种游戏，人们不会良心不安。只要男人尽了责任，以某种方法供养他们的家庭，也就不会愧对祖先，于是他们可以自由的耽溺于他们所能负担得其的感官性欢愉之上。一个男人的家庭生活和爱的生活，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毕竟，他选择妻子本不是出于浪漫的因素，而且这样的性也并没有罪恶。因此，只要狎妓而且始终保持那种状态，是没有人会反对的。虽然从1958年其正式禁止卖春，但总体来说，情况依然故我。

　　人们不得不觉得，实际的性行为必定是多少有点反高潮的。因为，再说一次，性不是真正的重点。它是优雅的调情、精致的求爱，简单的说，在男女之间的游玩里，浪漫但是种高度的艺术，他使得古中国的浪子感到无比的兴奋。同样的事情似乎也可以适用于平安时代，从七九四年到一一八五年之间的日本人；或者，更精确的说，日本平安时代小部分的贵族，抄袭唐朝优雅的生活方式。但是，贵族阶级正是平安文化的代表，而其余的人实在太穷以致于不能玩任何游戏。

　　乱交，是宫廷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认为出身高贵的男女几乎无法任意见面，上述的观点相当令人意外。女士们远远的藏身在女人专属的区域，她们经由可以信赖的中间人，把情诗传送给情人。甚至情人共处一室，日本女性往往仍坐在帘子后面。到了晚上，当多数的幽会开始，想必天色一定很黑，肉体的亲近很难是一种伟大的视觉经验。不过，如果《源氏物语》或《枕草子》这两本当时朝廷生活的记事可以作为依据的话，我们可以见到，平安时期的贵族在床上相互取乐，而且还非常频繁又固定的交换伴侣。可是，在唐朝，游戏的规则却是复杂精细又严格，每件事情都以格调和礼节来完成。同时，游戏绝不容许妨碍家庭的责任。

　　在已婚妇女之间，等级制度(它是一夫多妻制的社会)必须受到尊重，特别是第一个妻子的地位。在选择结婚对象时，身份地位和社交阶级是极度重要的，因为家庭的力量大小，主要取决于明智的婚姻选择。换句话说吗，婚姻是种政治的手段。虽然比起来的时代，男人与女人有更多的自由能过沉溺在感官的欢愉中，可是，在日本没有不曾真正的存在过，甚至直到现在。不过，同性之爱可能是个例外。

　　伊凡-莫里斯观察到：缺乏任何温文儒雅之爱的理想，意味着效忠、保护与罗曼蒂克的渴望，同时接受高度的乱交，频繁的将轻率的、颇冷酷的气氛加在紫式部世界的男女之间关系上。所有表现在诗中的优雅多情，会造成我们一种印象是，在那个时代的男女情事，特别在宫廷，很少充满任何真正的感情，那通常不过是种诱惑的练习而已。

　　换句话说，那只是个游戏，由于绝大部分是以风雅的态度进行，使它免于坠落成某些粗鲁和肮脏的事。男女情事的情绪最高点，也许不是在晚上的激情，也不是第二天按照严格的美学传统手法写出的漂亮情诗。这些极端老套的努力，对于爱或者被爱的人，都难以形成任何关连。取而代之的，他们提到在目睹黎明时的泪痕斑斑的和服袖子，或者残酷的鸡叫宣言说再见的时刻。一个有教养的平安豪侠，甚至送给他的贵妇人朋友一种专事破坏他人乐趣的鸟羽毛，并附上下面的诗：现在他死了，那残酷的鸟，牠以刺耳的叫声打破闇夜的平静，可是黎明，咳，终会到来，结束忠诚的爱人的欢乐。

　　仿佛人们的风流韵事，是为了对忧郁短暂的生命发出优雅的叹息。显然他们一定有各种感受，但这些大部分都遭到美学的老规矩和社交的形式所纯化。其实，人类的激情和它的自然表现，并不收控于骑士精神或罪恶等这些抽象的道德规范，反而为了它自身的目的，而受到美学和礼仪的控制。爱是种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是一句制作精美的戏剧。如果情感不能以这种方式获得纯化，那么将被宫廷贵妇人倾注到忧郁的日记中。以文学上的精致度而论，它从未被超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