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形形色色的自杀者中，也不乏贪欲之下试图“一攫千金”的铤而走险者。为堵钱财的大窟窿不惜监守自盗，结果情急之中不得不执行“计划外”的自杀。这里举出介绍1951年日本东京“八宝亭”灭门事件的凶手山口常雄的例子。

1951年2月22日，位于东京都中央区筑地的中华料理店“八宝亭”一层的一间屋子里，血流成河，店主夫妇及其一儿一女全家四口的尸体横躺竖卧，四人的脑袋都被凶器打得开了花，其惨状就连警方人员都不忍正视。报案者是该店的店员山口常雄（25岁）。据他向警方反映，当夜他睡在二楼，次日早9时他起床下楼一看，店主一家四口都已经浑身是血死于非命，他赶紧跑到警察署去报案。唯一活证人山口常雄还提供线索说，前一天傍晚，有个自称“太田成子”的二十五六岁的胖女人来到店里，说是看到本店招募女佣的广告来应征的，并当场获准。当夜太田成子睡在一间小屋里，晚些时候，一个男子说是太田成子的亲戚来找太田成子，可是次日晨太田成子和男亲戚都不见了。于是，警方就以太田成子为主要线索立案侦查，新闻媒体也连篇累牍地详细报道。

然而，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开始把怀疑的目光指向山口常雄。因为楼下发生那么大命案，他在二楼竟毫无知觉不合情理；再说他每天都是8时起床，唯独出事那天9时才起床也有点奇怪。不过，山口常雄的态度是说得滴水不漏，特别是还有几个旁证目击者提供的太田成子的情况竟然和山口常雄的证词完全一致。加之山口常雄知道警方怀疑自己后号啕大哭，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是自己作案为什么要去报案？为什么还要密切配合警方破案？与其被警方怀疑还不如干脆死掉！这样一来，就连老资格的警官和一直暗中侦查山口常雄的记者也都认为山口常雄绝非凶手了。警方全力查找太田成子，甚至查阅了5000页旅馆的登记簿，但还是没有查到太田成子的踪影。而山口常雄则又是多次到搜查本部献殷勤，又是应付新闻媒体的采访，简直成了大忙人了。

案件发生17天后，警方终于查到了化名“太田成子”的原娼妇夏子，这位夏子的证词干脆得很：“事件的真凶就是山口常雄！他作案后求我用抢来的存折去取款，因为没有取成，我害怕了就逃回故乡去了。”这样一来，山口常雄的处境急转直下，当天傍晚就被逮捕。逮捕后的山口常雄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他说：“今天太累了，明天我一切全坦白。”然而，次日天没亮，山口常雄就吞下了藏在身边的氰酸钾自杀身亡。看来他是早有所准备，一旦被捕就不准备活了。

经过警方调查，山口常雄出身于茨城县一个小康家庭，小学毕业后，在当地村公所工作。但因为他生性喜好奢华，并玩弄女人，在经济上捉襟见肘，所以就将村公所的奖励物资盗出变卖，事发后被捕。他是在缓刑期间到“八宝亭”打工，并在这里残忍地将店主一家灭门的。

日本社会学家宫岛乔，根据法国自杀研究先驱者杜尔凯姆的学说，将自杀归纳为四个种类：自我本位自杀、集团本位自杀、阿诺密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山口常雄的自杀可以归到阿诺密型自杀，其解释就是：“社会规范松弛或毁坏，对个人欲求不能适当控制、个人被无限的欲求所驱使的幻灭性自杀。”山口常雄五年前的战争时期为什么没有作案呢？因为那时社会统合力很强，一切为了战争，只有到了战后社会秩序宽松了，他才敢于作案。

弗洛伊德认为攻击性就是人身上破坏本能的表现。在杀人和自杀中，都有这种倾向，杀人时攻击性是外向的，自杀时攻击性是内向的。山口常雄的攻击性起先是外向的，害命的目的是图财；但一旦觉得自己落入法网，在免不了要偿命的情况下，为了逃避惩罚，他的攻击性一下子就转为内向，走上了自毁生命的道路。

为什么山口的事件发生在1951年呢？1951年的日本投降后刚刚过了5年，社会秩序混乱，处于社会大变动还没有稳定的情况，是向“神武景气”过渡的过渡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一些人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沉湎于声色犬马，犯罪现象时有发生。对于犯罪者来说，应该及时受到“害人之心不可有”的道德教育；而从被店员灭门的“八宝亭”一家来看，其教训则是“防人之心不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