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文学评论家平野谦曾经说过：对“大逆事件”的反应，森鸥外是站在统治阶级角度（森鸥外曾经以“大逆事件”为题材写了《沉默的塔》等作品）；永井荷风是站在文人立场；歌人石川啄木则是站在下民百姓的立场。

永井荷风（1879-1959），生于东京上流社会的名门望族家庭。他是日本传播自然主义的先驱。他通过森鸥外、上田敏翻译的西方文论和作品，对西方文学有了兴趣。他的《地狱之花》（1902年）等就是受左拉自然主义影响的作品。

家境的优裕和父亲的命令，给了永井荷风留美、留法近五年的机会，这促进了他的自我觉醒、确立个人主义目标；海外孤独放浪的生活又为其创作积累了体验。回国后的1908年，发表《美利坚故事》，翌年发表《冷笑》《欢乐》《法兰西故事》《新归国者日记》《隅田川》等一系列作品，渲染在享乐世界中寻找美，以冷彻的目光审视明治时代阻碍创造这种美的的现代文明之伪善和庸俗。1910年，他创刊并主持的《三田文学》代表了唯美享乐的倾向。永井荷风后来被推荐到庆应大学当教授。

《三田文学》创刊同年5月发生了“大逆事件”，国家权力进一步推行专制主义。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永井荷风声言“要舍弃主张的艺术而走向趣味的艺术”。他开始将视角转向花街柳巷，《新桥夜话》（1912年）等就是以此类题材再现江户情调的风俗小说集。1937年，永井荷风在其文学深受时势的压抑的状况下，写了《濹东绮谭》，这是当时文学界对时局一种消极反抗的产物。

永井荷风属于新浪漫主义，这是作为反自然主义文学的思潮而兴起的，他们一方面对自然主义偏重客观、平板单调的物质世界、重视真甚于美的做法持不满和反对的态度，认为这样会压抑人的自然欲望，失去美和人性；偏重精神主义，重美甚于善。另一方面，他们是自然主义人性的自觉、官能享乐和本能感性等方面的延续，与自然主义有较深的血缘关系。从1910年至1913年，新浪漫主义文学发展到巅峰，成为当时日本文学的主流之一。他的《冷笑》《欢乐》和谷崎润一郎的《异端者的悲哀》等作品就是其代表作品。新浪漫主义主张文学应该排斥思想和精神，不应服务于任何目的和带有任何功利的目的，从而超越人生与自然，超越美以外的一切价值，认为唯美的属性就是享乐主义，文学应以享乐为目的。客观上，新浪漫主义的主张具有反社会、反道德的批评性，对明治社会官僚专制表示不满，特别是以“大逆事件”为契机，新浪漫派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发泄了他们深埋在内心的强烈不满。

当局以“共谋大逆”罪名逮捕了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24人，其实他们之间并无联系，特别是幸德秋水等人，其罪名完全是捏造，然而却一律被处以死刑；次日又由天皇特饬减刑，只将幸德秋水等一半人处死，一半人改为无期，以示天恩。由此，反映了日本反人道的一面，隐约显现了日本文化中封建武断专制的阴影。

永井荷风，在事件九年后写了一篇随笔《焰火》，其中写道：“明治44年（1911年），在庆应义塾上班的时候，总是在市个谷的路上看到一连五六辆拉着犯人的马车向日比谷的裁判所方向急驰。在我过去所见所闻世间的事件中，心情上从没有像这次这样叫人感到一种无以言状的厌恶。我既然是个文学家，对于这种思想问题就不能沉默。小说家左拉不就是因为对多列费斯冤狱事件呼吁正义而亡命国外了吗？然而，我和社会上的文学家一样一言未发。我油然感到一种没完没了的良心上的熬煎。我为自己是个文学家甚感羞耻。从此，我想我只有将自己的艺术品位降到江户戏作者的水平。从那时起，我就提溜个烟荷包收集浮世绘，还弹起了三味线（日本三弦）。”

永井荷风在1914年谈到关于《新桥夜话》创作动机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之所以起了写《新桥夜话》的念头，是因为当时，我深信无论如何应该创作写社会、经济问题等严肃题材的小说，然而又想到那样正经八百的东西必然遭到禁止。无奈之下，想到要写点儿写实性再加上小说味道的东西，想来想去，感到当前莫如退回到砚友社时代的文学（明治44年12月除夕的电车同盟罢工风潮，无论是写成戏剧还是写成小说，我认为都是好材料。但又一想，就是写出来时局也不可能允许，遂作罢了。而写了《新桥夜话》中 ‘要账’这样的中性东西，幸运地得到好评，感到很高兴）。但是，写了《五月暗》，又带来了麻烦。所以，自己就赶紧知趣地中止了《新桥夜话》的写作。”可见，作为一个文人，永井荷风虽然没有直接反对行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玩世不恭和沉溺花街恰恰表明了他的良知未泯。尤其对于集团主义强烈、容易陷入随大流和“愚忠”的日本人来说，永井荷风的对体制叛逆的言行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他毕竟是一介文人，哪里是强大的国家权力的对手，无奈之下他也难免知难而退。

明治、大正时代，自然主义文学追求的是“真”，白桦派追求的是人道主义的“善”，而以永井荷风为鼻祖的唯美主义文学则追求的是“美”。在专制强权的政治下，文学家们是如何形成这些纷呈的流派的？他们和时代有什么关联呢？别的不谈，单说唯美派吧，只要看看永井荷风的前述几段话，就会明白：日本的唯美派从本质来说，实际上是强权政治时代的必然产物；至于志贺直哉等人的“私小说”，这也是世界文学领域独一无二的怪胎，同样也是强权政治的产物——作家们不敢对当局政治说三道四，便把劲都使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去了。故而，从文学和社会政治的关联看来，唯美派和“私小说”，乃是日本强权政治在文化上留下的可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