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人，在被大家所爱期间内消失最为理想。”——这是1952年双双自杀的日本划艇协会副会长宫木昌常夫妇遗书中的一句话。这句话道出了风烛残年的日本老人的无奈，也道出了近代化后老人问题的严重性。

宫木昌常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是日本体育运动界的元老之一。宫木昌常夫妇俩在东京和养子夫妇以及三个孙子一起生活，在外人看来十分幸福。但宫木昌常内心却为不少问题所烦恼，比如，他担任社长的制造小划艇的会社由于经营不善面临破产，他担任的划艇协会副会长的工作也很不顺利等等。虽然他身材魁梧、戴着黑边眼镜，总是保持着一种威严，但面对种种不如意，他不能不感到自己的老衰。他多次寂然地向朋友流露自己的想法已经落伍，不合时宜。宫木昌常夫妇在1952年3月30日下午，离开东京世田谷区的住家，到横滨的亲戚家住了一宿；又去大阪，在宫木昌常的姐姐家里住了三宿。然后就音信皆无了。

几天后，宫木昌常的养子收到了宫木昌常夫妇发出的盖有阿倍野邮局邮戳的信，信中还装有他们留给孙子的3000日元。大惊失色的养子夫妇连忙在家中寻找，发现了他们留下的遗书和装着他们头发、指甲等的袋子。遗书中说：

我们一想象到被世间遗忘而苟活着的悲惨样子，就感到不想活到那个时……我们认为应该在家人的深爱下，在众多亲友、朋辈、后辈的美好友情下当机立断。

遗书中还对孙子们说：

因年事已高，引导你们走我们所信仰的道路，已经力不从心。倘若苟活到被人讨厌的年龄，那么过去的努力就前功尽弃了。我们希望给你们留下好爷爷、好奶奶的印象。大家都是背负着多灾多难的世代。你们要坚强！

朋友们那里也收到了宫木昌常的信，都是感谢过去的友情、并激励后辈的内容。

两周后，宫木老昌常夫妇的遗体被发现了，他们死在奈良县吉野山中著名的村上义光公的墓旁。仰面朝天躺着的尸体已经腐烂，几乎无法辨认。两人的距离大约有1米。从他们身旁的遗留品和氰酸钾可以判断，他们是服毒自杀。死时宫木昌常69岁，他的夫人68岁。老夫妇的遗留品有4副眼镜、2把伞、现金1400日元和另外一份遗书。这份遗书上写着：

独生女丢下我们二人死去了，我们感到孤独。过去，靠大家的情分活到现在，如今年老体衰，前途无望，就打算拜借村上义光公的墓地长眠了。请不要妨碍我们！我们两人各有1000日元，拜托用此处理后事。

日本的经济腾飞开始于1955年，到1970年算一个高潮。而老人问题，恰恰是在1970年代开始表面化。当时，有关老人福利政策的呼声迭起，媒体舆论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激增。宫木昌常夫妇的自杀发生在1952年，当时日本的经济尚处于恢复阶段，但老人问题已经初露端倪。日本的《老人福祉法》出台于1963年，报纸上曾经登载过的东京独居老人植田写好给厚生大臣的《叹愿书》后自杀的事，发生在1966年4月。因为这个时期也是工业化带来的公害压力开始严重的时期，所以，一时间形成了一股“老人热”。著名女作家有吉佐和子的《恍惚的人》的出版，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象征，在一定程度上对注意老人问题起了推涛助澜的作用。老人问题，是近代化的副产物。而老人的自杀率，则是检验一个国家“老人福利”水准的标尺。有人比较了日本老人社会保障没有建立的1950年和30年后的1980年，老人的自杀率在1980年几乎减少了一半。

当然，比起欧美那些高福利国家，日本的老人问题虽然得到一定解决，但仍然差距不小。“小家庭化”、“少子化”、“三老农业”、“老人之家”入住费和卧床老人的护理费用昂贵、年金越来越少等等，目前问题也还是不少。

心理学专家认为多数自杀的人并不想死，只是一时的冲动。自杀者在选择生死前犹豫不决、万分痛苦时若打电话，咨询员可有效避免自杀行为的发生。但是“自杀热线”在自杀上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只能对那些自杀者起到暂时的安抚作用。而对于真正的自杀者，还需要自杀危机干预工作的跟进。据了解发达国家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中心，比如美国社区就建立了许多自杀预防行动网络组织，把电话咨询和干预行动结合起来，把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结合起来。学习和借鉴这些预防自杀的经验，可以尽多地阻止此类惨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