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的文章是漫步化的，写得很自由，却严肃，缜密。孙歌女士有一篇文章《文学的位置——竹内好悖论》，有意味地写出了他与鲁迅间的对话关系，“不曾以学院派的方式工作”。非学院派，便与鲁迅成了同党，因为鲁夫子向来讨厌正襟危坐。他连看问题的方式，也迥别众俗，竹内好是深得其味吧。鲁迅的写作历史已经昭示直面社会与自己时，首先要质疑的是主体世那些“自明”的存在。一切以学者、导师、真自居的人，大可以怀疑他的话语秩序。这便是海德格尔所谈的“有限性”。王乾坤先生在《鲁迅的生命哲学》一文中曾言及于此。那也是在竹内好、汪晖之后认识上的一种深。贴近于鲁迅，是要有一点哲人和诗人的气质的。

    还记得读丸山升、伊藤虎丸的著述时，隐隐地感到其中内含着竹内好的情结。他们大约都从否定自我的思路，或者说“焦虑与挣扎”里，开始了一思索。伊藤虎丸似乎说过，竹内好是带着挫折感而进入到鲁迅的世界里，因而就感受到了“抵抗”的意义。鲁迅就是在对自我的解剖与省里，看到了现实存在的可怖性。他的精神资源显示出的困顿与深刻，直指着一个形而上的命题。这或许是理解日本人之于鲁迅的一种出发点。两国知识分子最有对话内涵的，且久谈不衰的人物，也许只有鲁迅。

    据现在的日本汉学家，大多已不关注鲁迅了。可是我接触的有限的几个日本人中，都还在深切地打量着鲁迅先生。丸尾常喜、尾崎文昭、刈间文俊、代田智明等，多受到了鲁迅的暗示。在作家当中，大江健三郎在某些气质上，也让我联想起鲁迅夫子。他在一些讲话中就公开谈了对鲁迅的喜爱。从竹内好到大江健三郎，都在走一条反省自我、诘问本民族命运的道路。这也许在表明，日本知识界确有一种独特的声音，而这声音与鲁迅或许是有深切的关联的。
    伊藤虎丸在谈到竹内好与他这一代人何以久久地关注迅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

    于是，三十年代过去了。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之后，我们在中国知识人的“反”中，开始感觉到了我们战后的自我反省相交接的东西。竹内好的借鲁迅而做的日本近代文化批判，绝非仅仅是日本人的问题。如果思考一下的话，可知鲁迅所指出的问题，是一个超越日本与中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差异的人类共同的问题。我们终于明白了日中知识人携手追求的“共同的反省课题”的学术交流是可能的，也就是说真正通往友好的路展开了。

    这是伊藤虎丸逝世前的文章，他在文字中呈现了一种乐观的态度。但我私下以为，中日之间，能在这个层面讨论问题的人不是太多，鲁迅的知音是为数有限的。深味鲁迅的，不论在中国还是日本，都是不太能合时宜的人物。要将那思路推向民间，是大不容易的。我曾说鲁迅是国民公敌，原因乃是其思路每每与世人相反对。他以异样的光打捞了人间的隐秘，且颠覆一种历史记忆，将以往的叙述模式统统改写了。域外的学人中，是日本人最早发现了鲁迅的特异性，并发现了他世界性的意义。我们应当重视这一文化现象。鲁迅的阐释史里可梳理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

    忽记得两年前，日本国众议院议员保板展人先生率团来北京，一下飞机就来北京鲁迅故居。那一天我和他有过很好的交流，才知道他那么喜欢鲁迅。那次他转来了日本报纸上的一篇旧作，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心史。这一切深深地和鲁迅联在一起。文章的题目是《函授的老师》。作者写道：

我想鲁迅的时候，首先想起来的文章是《野草》开始的这一句话：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看到这句话，我好像被打击到胸痛的感觉，同时离不开他的文章了。我才知道也可以这样写文章，这个感觉成了我自己小小的希望。

对于我来说，说什么就感到空虚，讲一句话就会后悔的时代，是很混乱的1970年代。看时代流动敏感的人拿来自己组织的旗帜，后来知道沉默和秘密转身才是潮流，开始不说话。

当时是初中生的我进入这浊流，后悔只能做大学生运动的模仿，同时希望让自己年轻的感觉达到看不到的什么地方，不断一直寻找“自己的语言”。

黑黑的咖啡店的桌子上翻开着鲁迅的杂感文集。念短短的一句好几次，经常努力消化意思，还写到自己的本子上。

“真的猛，感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这似人非人的世界（《纪念刘和珍君》）。”

十八岁的我退学了，逃避朋友，一个人游泳时代。我渐渐地会开始在本子上写“自己的语言”。这样写好的本子超过三十本时，我发现产生了自己的语言。

1970年代中间，学生运动已经进入斗争的时。和我一起参加游行活动的弟兄们大部分大学卒业后变成一般公司的职员。他们都穿着新的西装，但是我自己没有回到他方，只能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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