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教学大意私议》，明治3年10月。

[16] 同前，井上哲次郎《孔子の人格に就いて》。

[17] 同前《孔子及孔子教》，第110页。

[18] 在京师大学堂就任期间以中国的教育问题发表的文章有:《清国の教育に就いて》（《教育公报》286-287-290，1904年）、《清国の教育宗旨五大綱及上諭》（《教育公报》308，1906年）。1909年1月与清政府契约期满归国后又发表了《支那人教育に対する所見（附北京宮廷の現状）》（《中央公论》，1909年3月）等文章。

[19] 服部宇之吉就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总教习之后，几乎每天出勤，为制定学科课程及各种规章制度、安排教室、实验室及宿舍，以及购买机械标本，图书等尽职尽责。而且主张将来开设大学，招聘外国教师只是一部分，为图长远发展要以中国人为根干。为培养预备人材，一方面向管学大臣进言，提出从师范馆和仕学馆（京都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严谷孙藏为总教习）中选出品学兼优者，根据本人特长送往日本进修专门学科。再入帝国大学深造，假以时日，可为大学堂的干部教授。同时向当时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山川健次郎及文部大臣菊池大麓说明，这些留学生成为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之滥觞。服部宇之吉对此计划由于种种变化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深表遗憾（《服部先生自叙》，见《服部先生古稀祝贺记念论文集》）。另外可参见汪向荣著《日本教习》，三联书店，1988年，第166页。

[20] 同前，服部宇之吉《清国の教育宗旨五大綱及上諭》。

[21] 同前《孔子及孔子教》，第118页。

[22] 对尊孔一项，清政府学部的上奏文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不但为中国万世不祧之宗。亦五洲生民共仰之圣。日本之尊王倒幕。论者以为汉学之功。其所谓汉学者。即中国圣贤之学也。兵军（近年）以来。其国民之知识技能。已足并驾欧美。然犹必取吾国圣贤之名言至论。日进学生而训导之。以之砥砺志节。激发忠义。况孔子生于中国。历代尊崇。较之日本之敬奉。尤为亲切。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课（科）目。作替扬孔子之歌。以化末俗浇漓之习。春秋释菜及孔子诞日。必在学堂致祭作乐。以表欢欣鼓舞之忱。其经义之贯彻中外。洞达天人。经注经说之足资羽翼者。必条分缕析。编为教科。颁之学堂。以为圭皋。但学生各（自）有程度。则学课自有浅深。高等以上之学堂。自可力造精微。中小（中）学堂以下。则取其浅近平实切于日用。而尤以身体力行不尚空谈为要旨。务使学生于成童以前。即已熏陶于正学。涉世以后。不致渐渍于奇袤。国教愈崇。斯民心愈固。臣等所谓尊孔者。此也。”（以上为服部宇之吉《清国の教育宗旨五大綱及上諭》所录。括号中之文字，为笔者据《大清法规大全续编卷一》中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一日《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摺》校出与服部之文——下划横线——相异者。见于多贺秋五郎著《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清末编》，台湾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634页。）

[23] 同前《孔子及孔子教》，第127页。

[24] 同前《孔子及孔子教》，第151页。

[25] 同上，第48页。

[26] 同上，第65页。

[27] 同上，第106-107页。

[28] 同上，第74页。

[29] 服部宇之吉《孔子教大义》，富山房，1939年，第118-119页。

[30] 同上，第119-120页。

[31] 同上，第75-76页。

[32]《理想を論じ日本弘道会支会に望む》，《弘道》302号，1917年5月。

[33]《戦後の道徳問題》，《弘道》308号，1917年11月。他认为民主主义以所有人的平等自由为根据，但如果这不以所有的人的人格完善为前提，那么所谓平等实际上就是不平等。对人格卑劣和人格高尚的人全然平等相待，他认为就是不平等。而真正的自由也出自完善的人格。真正的平等和自由都是以人格的完全实现为前提的。

[34]《科学と道徳》，《弘道》314号，1918年5月。

[35]《世界の大勢と国民の覚悟》，《弘道》351号，1921年6月。

[36]《大和民族の使命》，《弘道》461号，1930年1月。

[37]《挙国一致と至誠》，《斯文》第19编第10号，1937年10月。

[38]《国体の尊厳》，《弘道》304号，1917年7月。

[39] 同前《戦後の道徳問題》。

[40] 《支那における道徳の危機》（1912年10月21日孔子诞辰会上的讲演），《东亚研究》第2卷第11号，1912年12月。收入其《支那研究》（京文社，1916年初版，1926年增订版）一书。

[41] 同上，《支那研究》（增订），第253页。

[42] 同前《孔子教大义》，第5页。

[43] 同上，第8页。

[44] 同上，第16页眉注。同前《孔子及孔子教》一书中《春秋公羊学と孔子》一文批评近代公羊学者假孔子的权威而为革命寻找道德根据。该书第332-349页。

[45] 同前《孔子教大义》，第28-30页。对民国初的孔子教与日本的孔子教的关系，也有人认为“在对孔子教的见解以及实行宣传的方法等方面虽然与吾人的意见未必一致，至于其最大的目的则可以说是同一的。”（小柳司气太《支那の国民道德》，《斯文》第4编第5号，1922年10月）

[46]《孔子教に関する支那人の誣妄を辯ズ》，《东亚研究》第3卷第10号，1914年2月。见《孔子及孔子教》，第366-367页。

[47] 同前《孔子教大义》，第1-5页。

[48] 同前《孔子及孔子教》，第41页。

[49] 同前《孔子及孔子教》，第202页。同前《孔子教大义》第二章“原始儒教与孔子教”中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探讨两者的区别，第一，原始儒学中所谓道有从天道方面来立论也有从人道方面来立论，孔子教所谓道乃是人之道（老子之道则是天道）。第二，原始儒学中的礼有自律说和他律说，孔子取其自律说（墨子取其他律说）。第三，原始儒学中含有许多宗教的因素，孔子则将其改造为伦理性的。第四，原始儒学中德治主义和法制主义并存，孔子教的政治思想则为德治主义。第30-98页。

[50]《改订东洋伦理纲要》，京文社，1926年，第132-133页。

[51] 同前《戦後の道徳問題》。

[52] 同前《国体の尊厳》。

[53] 同前《改订东洋伦理纲要》，第136-137页。

[54] 同上，第138页。

[55] 同前《支那の国民性と思想》，第101-102页。

[56] 同前《国体の尊厳》一文认为，尧舜时代倡导的天命为原始的天命，此时天命归于一人，改正了的天命成立于周初，天命归于一家。

[57] 同前《孔子及孔子教》，第248-261页。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也”为第一义的天命，是自觉的、进取的。第二义的天命乃是以尽人事为前提，遇与不遇则安于天命，不怨天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