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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文学与日本白桦派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育龙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9-1 20:07:53 文章录入:贯通编辑B 责任编辑:贯通编辑B

 一

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地转型,严格意义上讲,是一种话语转型,而其集中表现,则是近代文学“国家”话语向现代文学“人”的话语的转型。对这一转型从发生、完成的文学史过程,非凡是从其内在话语逻辑看,与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之说,有着直接而深刻的联系。
中国文学进入到近代后,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获得生命力以承担开发民智使命,其意义诉求、结构关系、存在方式等作了巨大地调整、变革,表现出与传统文学绝然不同的诸多特征。例如“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新文体、小说的未来完成式叙述方式。等等。然而,这种变革是在强烈的政治意识作用下进行的,变革虽落实在文学领域,表现为小说革命、诗界革命、文体革命等,但旨归在“国家”想象与叙事上,所以文学中“人”的觉醒主题被“国家”意识所遮蔽,文学成为宣讲“国家”话语的重要方式,“国家”话语成为文学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也就是文学的中心话语。
并不是近代知识者没有意识到个体对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性。章太炎、严复,非凡是梁启超,都发表了关于个性独立的种种见解,但是,当时的主流话语是民族独立、国家权利,“今日欲救我国,当以输入国家思想为第一义”,而非个人主义。这种国家意识构成了近代文学变革的动力:“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中华书局1989年版。),“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文学具有关乎一国命运的重要性,文学也自然以表现“国家”为重要内容,如《新中国未来记》《中国兴亡梦》《梦平倭奴记》等,以至于是否具有“国家”思想成为评论小说的重要标准:“今日通行妇女社会之小说书籍……可谓妇女之教科书;然因无国家思想一要点,则处处皆非也。”所以,近代文学是一种以“国家”话语为出发点与目的的文学,或者说,“国家”话语是近代文学的中心话语。

这种文学中,作为个我的广大社会成员被漠视,或者完全粘附于国家叙事。“个”被抽空,其结果是国家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就是说,在无视具体的个人的同时,国家叙事沦为一句空话。这样近代文学无论怎样变革,变革到何种程度,都无法实现自己开发民智、匡正国家的政治理想。走出“国家”文学话语误区,使文学转而立足于人,以具体的人作为话语言说中心,无疑成为后来文学发展的一大课题。
从后来文学嬗变史实看,“国家”文学话语向“人”的文学话语转型的情形极为复杂,而促成这种转型的原因,从不同角度理解,更是多种多样的;但假如从日本文学影响角度切入考察,则不难发现白桦派理论的启示、影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也许是最直接的理论推动力。
白桦派因1910年创刊的同人杂志《白桦》而得名,其代表作家是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长与善郎等。他们高举人道主义大旗,尊重个性与生命创造力,力图将人从各种束缚中救出,重新调整人与他者尤其是与“人类”的关系。
武者小路在《<白桦>的运动》中指出:“白桦运动是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讨个人应当怎样生活的运动。……为了人类的成长,首先需要个人的成长。为了使个人成长,每个人就要做自己应当做的事,就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工作尽力做好。……为了人类成长,个人必须彻底进步,必须做彻底发挥良心的工作,白桦的人们就具有所需要的东西。……使我们进行创作的是人类的意志。因此,我们是抱着使自己的血和精神渗入和传遍全人类的愿望而执笔的。”个人与人类的关系在这里是互动的,而其出发点则是个人而非人类,即通过个人或者个性作用于人类,使人类健康成长,个人在这种关系结构中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与意义。
这种思想引起了周作人极大地爱好。早在《白桦》创刊之初,他就曾前往购买《白桦》的“罗丹专号”;而1912到1915年则定期购读;1918年阅读了《一个青年的梦》,并与其武者小路实笃交往密切;曾专程前往参观日本新村。以至于20年代初就有人认为周作人“底思想似乎很受这一派影响”。他于1918年12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的《人的文学》,可谓是中国近代以“国家”话语为出发点与归宿的文学,向现代以“人”为话语中心的文学转型的理论标志与宣言书,它界说了“人”的话语在新文学中的基本内涵、存在方式与言说途径,也就是为新文学规约了“人”的文学的发展方向。而此文正是周作人对白桦派极感爱好的时候写作的。它对于人道主义、人与人类关系的界说,例如“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其基本含义来自上述白桦派观点。沿着这一思想逻辑,接下来他对人道主义作了如此定义:“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是一种白桦派式的人道主义,即如中村新太郎所指出的,白桦派人道主义“坚定地相信充分发展个性就可以对人类作出贡献”,相信“个人代表着人类的意志。”周作人在文中还直言了他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一人道主义定义的两条理由:“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繁茂。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繁茂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由此可知,他的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石主要是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的理论,由于这种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个人,所以周作人进而称自己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人类虽是一个比国家更为广大的集合性概念,但白桦派想象、倡导的个人与人类的新关系,无疑是对近代人与国家关系的一种反动,有助于拆除近代抑制“个人”话语的“国家”话语壁垒。“个人”话语的自觉与独立性,显然是对“国家”中心话语的颠覆,人不再仅是某种抽象概念的附庸,它获得了自主性,人不是单向地决定于“人类”,完全受“人类”支配、左右,而是在独立前提下,同样决定了“人类”的发展。由于以个人与人类这一新的关系取代了近代个人依附于国家的关系,这样,人自然地从“国家”话语束缚中解放出来了。在此基础上,周作人认为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本,对于人生,尤其是对于这种具有“个我”特性的“人”的记录研究的文学,便是“人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仅要求以文学为人生取代近代以降的文学为政治的倾向,而且应以个人与人类的新关系置换近代文学中“国家”话语决定“个人”话语的陈旧模式,从而与近代以“国家”话语为中心的文学完全区别开来,在理论上宣告了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的开始。
五四时期,周作人反复言说、倡导文学上这种个人与人类的新关系,例如“个人既然是人类的一分子,个人的生活即是人生的河流的一滴,个人的感情当然没有与人类不共同的地方。”又如“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所以我又说即是人类的。”通过他,白桦派的影响不断扩大,波及整个五四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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