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整整80周年。他的声音,激发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回响不绝。最重视鲁迅遗产的,除了中国,当属日本——不仅翻译和研究果实累累,鲁迅作品还被编入中学教材得到广泛阅读,鲁迅留学时的遗迹也得到妥善的保存和纪念。

“我2007年2月下旬去仙台,就是为了探访鲁迅留学遗迹。他就读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后来并入东北大学,他曾经上课的阶梯教室在东北大学校园里,100多年了,保存完好,定期开放。管理人员得知我是中国人,专门来参观,特意打开了围栏。”董炳月先生告诉青阅读记者。

董炳月先生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1994年留学日本,1998年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长期从事鲁迅研究和日本思想研究,与日本研究鲁迅的著名学者多有交往。青阅读记者对他的采访,围绕着“日本人心目中的鲁迅”这一话题展开。

鲁迅是日本的“国民作家”

青阅读:鲁迅留学日本期间的遗迹,目前的状况是怎样的?

董炳月:仙台市政府是将鲁迅留学时住过的佐藤屋、上过课的阶梯教室等等作为文物保存的。日本人对鲁迅留学仙台的历史非常重视,曾经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调查。1936年鲁迅刚去世,饭野太郎主持了第一次调查;1955年,为纪念鲁迅去世20周年(1936—1956),宫城县做了第二次调查;1973年为纪念鲁迅留学仙台70周年(1904—1974)开始第三次调查,花费5年时间,成果是1978年平凡社出版的一大本《仙台鲁迅的记录》。通过历次调查,弄清了鲁迅留学仙台时期的许多史实。最为珍贵的,是对鲁迅当年的同学等有关的人做了采访。调查非常细致,这是日本人了不起的地方。1965年,东北大学的人甚至发现了15张鲁迅在《呐喊·自序》、《藤野先生》里提到的幻灯片。

青阅读:您曾经谈到鲁迅是日本的“国民作家”,为什么日本人这么重视鲁迅?

董炳月:因为日本对“鲁迅”的形成作用太大了。日本的许多学者很清楚这一点。上世纪30年代初,京都大学的汉学家仓石武四郎就把鲁迅的《呐喊》用作汉语教材。1932年,著名作家佐藤春夫在《中央公论》杂志上译介鲁迅的《故乡》。当时日本出现了译介鲁迅作品的高潮,所以,鲁迅去世之后不到一年间,日本改造社就出版了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这比中国出版第一套《鲁迅全集》还早了近一年。二战后,由于竹内好等人的翻译和研究,鲁迅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从1950年代初开始,鲁迅的《故乡》被选入日本的语文教材,成为保留篇目,延续至今。只要是上过中学的日本人,都读过鲁迅作品。日本人通过鲁迅作品来看中国,形成一种中国想象,也通过鲁迅作品认识转型期的日本社会和日本人。

鲁迅点燃了日本作家的创作灵感

青阅读:您的《鲁迅形影》一书,写到一些日本作家以鲁迅为主人公进行文学创作,具体情况是怎样的?日本作家是怎么想象鲁迅的呢?

董炳月:在日本,改编鲁迅的作品,或者以鲁迅为主人公的原创作品,很多。就我有限的阅读而言,值得关注的作品有如下三部:

一是太宰治的长篇小说《惜别》,写青年鲁迅和藤野先生的故事。小说是太宰治1944年末应日本文学报国会之约而写,官方目的原本是宣传《大东亚共同宣言》五项原则的第二项——“独立亲和”。但是,太宰治对鲁迅的仙台故事有自己的理解,不同于官方的旨意。这样,他就要寻找平衡。在《惜别》中,他描绘自己理解的青年鲁迅,同时委婉地讽刺了日本政府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小说中的鲁迅形象很微妙。

二是霜川远志的戏剧《鲁迅传》,一共有五部,从仙台的鲁迅一直写到上海的鲁迅,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一百多个出场人物。这部戏50年代到70年代曾在日本全国各地的中学巡演,在民间的影响很大。作品最大的特征是彻底地把鲁迅常人化,在日常性之中理解鲁迅的本质,甚至虚构了鲁迅与秋瑾的恋情。

三是著名剧作家井上厦的剧本《上海月亮》,发表于1991年。这是一部颠覆性的喜剧,以1934年八九月间鲁迅的避难生活为基本情节,讲述日本医生为鲁迅治病的故事。井上厦有强烈的与鲁迅对话的自觉性,把鲁迅作为镜子照自己,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和鲁迅的价值观构成一种“反”的关系。但他的“反”鲁迅并不是否定鲁迅,而是通过对话为鲁迅的观念提供“另一极”,使鲁迅变得更丰富。

青阅读:与日本相比,中国以鲁迅为主人公的文艺作品好像不多。我们的障碍在哪里?

董炳月:是的。我想,最大的障碍就是“鲁迅太大”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也是大学者。面对这么一个“大鲁迅”,首先是意识形态问题不好处理。其次,如果拿鲁迅来写小说、剧本,作者自身如果没有相当的学识、修养和表现技巧,就很难写好。一般人把握鲁迅比较难,很难站在平等的位置来处理鲁迅,容易陷入被动。相比之下,日本作家就容易获得主动性,创造性能够充分发挥。在这个意义上,李静的剧作《大先生》可以说相当成功。我看过剧本,没看演出。面对鲁迅,李静的主动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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