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段文字倒让我想起“文革”中的“样板戏”，汪曾祺奉命执笔《沙家浜》，八股之风盛行于世，又是人妖颠倒之时，然先生在苦境里，却写出诸多奇文，那也是“定型文体”里的“自在”。文人之特别，乃于有限之中，创造一种无限的可能。这正如大江健三郎所云“社会若是有语言规则，创造并使用新表现的，不就是作家吗？”
    七十余年前，鲁迅译了鹤见辅的杂文集《思想·山水·人物》之后，曾感叹：“遥想日本言论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那感慨的原因，是“公正的世评使人谦逊，而不公正或流言式的世评，则使人傲慢或冷嘲”。李长声是经历了“不公正或流言式的世评”的时代的，他之关注日本，大约也带着某种企盼的。你看他写日本自由文人时的惬意，以及玩赏的语气，当可感到一种阅读的满足。中国人之看日本，倘敞开了本土主义，以平和的方式审视对方，当令发现许多镜鉴的东西。残酷的与优美的，阴暗的与朗照的，不都是一种参照？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所以发疯，乃集权与神道使然，教训惨重。看日本作家、学者的言论，可以感到对荒谬世道的不同视角，而我们国人倒显得看法单调了。战后的日本，文人学者力求拓出民主之路，其中甘苦冷暖，对我们都是一种经验。视而不见，倒显得小家子气了。站前的时候，中国作家与日本作家，还常常一起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然而今天，倒日见其隔膜。我读李长声的文章时，就暗暗地想，也许，他是战后的中国文人中，最为热情、努力介绍日本的人物吧。至少是我，看了他的书后，知道了邻国的今天，那层神秘的面纱，被他抖落掉了。一个感性的日本，被有趣地叙述给了国人。
    前一段看孙歌女士谈论日本的文章，感到了理性的深，她面对复杂的文化景观，提取了诸多深切的话题，让人恍然悟道。读孙歌的文章时，我就想起了远在岛国的李长声。同是谈论日本，却走了另外一条路。如果说孙歌的文字呈现了学术的魅力，那么李长声不妨说像个闲人，给世人以禅趣的闪光。孙歌让我们看到了精神内部的紧张，而长声先生却体味出了散淡之美。还记得2000年的深秋，在东京一家酒馆里，他请我和徐城北饮酒。谈天说地之余，便觉出了他的豪爽和老到。他能写很漂亮的古诗，对绘画与古玩亦有兴致。以这样悠闲的姿态看人看世，在国内并不容易，说不定被讥为“士大夫”亦未可知。培养一个教授、讲师，在大学里并不很难，但遇到一个像长声这样的闲人，却很不容易。中国当代的书写者文字越发粗鄙，似乎匆匆忙忙。可在李长声那里，我们却得到了休息。那片刻的宁静里，是有精神的大悲悯的。所谓于无声处听惊雷，就是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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