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对日本的散文随笔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印象：题材多取于风花雪月，善于体味四季的微细变化，写景抒情，笔致幽美，而又常常带着淡淡的忧伤。这印象的形成当然不无原由，从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古代随笔名著《枕草子》，到作为日本审美情趣代表而被大量翻译介绍的川端康成的作品，确实也都如此。但如果以同样的期待阅读大江健三郎的散文随笔，却会大失所望。

    在日本，大江的散文随笔作品迄今还没有全部汇集出版。1996年作家曾把自己的小说做过一番整理，编为10卷，交给新潮社出版。这10卷本里，包括了作家自称“收尾”之作《燃烧的绿树》长篇三部曲。但和以往大江几次宣称的“最后的小说”一样，《绿树》成了大江小说写作的一个新起点，《绿树》以后，大江又先后创作了长篇《空翻》、《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等。大江的散文随笔如果全部汇集起来，能有多少，我想文字量不会少于小说。就此而言，这里收录这本书里的，实在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且主要是近些年的新作。但我觉得，选在这本书里的作品，基本体现了大江散文的特色。简要地说，大江的散文，不是那种拘囿于写景抒情的所谓“美文”，而是一种广义的大散文：体式多样，讲演、对谈、随感、札记、时事性报道，无所不包；题旨宏大，文中关注和谈论的，都是诸如人生、灵魂、国家、民族、社会等一些大问题。读大江的散文随笔，会读得你正襟危坐，满怀严肃。

    这当然和大江的自我角色定位有关。在这本散文集里可以看到，大江在谈到渡边一夫、丸山真男、中野重治以及托马斯·曼、君特·格拉斯等人时，经常使用的界定性词语不仅仅是学者、作家或诗人，还特别强调了他们的“知识分子”身份。这些人是大江推崇的精神榜样，也是他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而大江所说的知识分子，显然不只是一般所谓有知识的人，而是那种既具备某种专业知识，同时又对社会、人类命运持深切关怀的人。据余英时介绍，在西方，这种意义的知识分子是伴随着近代启蒙运动产生的，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出现时间不会早于十八世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当然，余氏只是一般性的泛论，至于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学家里什么时候把小说家也包括在内，没有做更为具体的讨论和探究，但根据常识可以推测，那可能要更晚一些。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小说家言”都曾被认为是荒唐无稽不足凭信的故事。据杨绛先生介绍，在英国，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社会上对小说的看法还“很像中国旧日的看法，以为小说是供人消遣的‘闲书’。”（杨绛：《论萨克雷<名利场>》）而在中国，自《汉书·艺文志》肇始的把“小说家者流”等同于“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的正统史家观点，从来就根深蒂固，甚至远播周边汉字文化圈国家，迄今遗响犹存。大江自己就曾说到，他的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类的随笔，在国内并不被认可，“来自左右两方的批评一致认为，作为小说家，我还算有点才能，但作为随笔家就显得凡庸透顶，甚至对社会有害无益。”（《日本人被逐年改良了吗》）这批评，与其说是针对大江随笔的艺术技巧而发，毋宁说是透露出对小说家发表社会见解的不信任。

    大江无疑也是相当固执的，他坚持把作为小说家的自己编入知识分子的谱系。他不仅激赏那些“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康德语）的前辈，自身也始终保持对社会公共事务关怀的热情。当然，与此同时，他写作散文也有效利用小说家观察事物的独特角度和表述事物的独特方式，以小说家之言，发表知识分子的议论。这为大江的散文随笔带来了与众不同的特色，他关注社会、历史的重大变动，但绝少空洞地发表议论，常常是通过讲述自己的人生与文学经历，去迫近重大的时代主题。不断地回顾自身，分析和讲述自己的精神成长和文学探索的历程，是大江散文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使在收入本书数量不算很多的文字里，也可以看到，作家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其中的一些重要阶段、场面和细节，曾不止一次地被提起，但每次都不是简单重复；大江习惯把个人的经验，不断放到变动的社会语境和知识脉络上推敲，反复品味体认，从而使他关心的社会、人生的大问题，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情感世界建立了密切关联，也使他各种体式的散文具有了内在的一致结构和深沉的抒情性。

    从个人的体验和视角出发探究有关人类命运的大事，这既是大江观察与思考事物的基本方式，也是他散文随笔的基本结构。在这样的叙述结构里，大江自然要直接出现在叙述者的位置上。如果说，读大江的小说，我们要通过虚构的故事、人物以及叙述者的曲折回廊去接近作家的内心世界，那么，读大江的散文随笔，我们则可以比较直接地倾听到作家的心声。在大江近年发表的几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里，有一个和作家本人经历近似的人物：长江古义人。有研究者指出，“古义人”的日语读音Kogito与拉丁语的Cogito ergo sum（即“我思故我在”）有关，因此，“这个人物不仅是一位古来道义之人，还应该是一个思想者和求索者”（许金龙《译序：“愁容童子”―森林中的孤独骑士》）。读大江的这本散文，我们确实可以深切感受到这位思索者的古道热肠和这位具古义人风范的作家思索的痛苦。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大江没有像他的前辈作家川端康成那样，以幽玄的言辞，给自己的国家披上神秘的美丽面纱，而是努力拆解使日本变得“暧昧”的装置，显现其中的真实危机。对人类社会的危机意识特别是对在日本重新高涨的极端国家主义思潮的焦虑，是贯穿大江近期散文的基本音调。在包括斯德哥尔摩的讲台在内的各种场合，他不断发出警示的声音。在《柏林演讲》中，为了让自己的声音有效地发挥作用，面对德国听众，大江甚至专门用“渡边一夫译成的优美的日语”，朗诵了托马斯·曼写于1938年的《告欧洲书》之中的片段，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我的祖国，国家主义正在高涨，大有在不远的将来成为时代思潮的趋势。作为一个对此深感不安的人，我想从柏林向祖国的年轻人发出这样的声音：战败之初，渡边一夫将托马斯·曼的话传送给了日本人，那同样也是为了明天的你们而做的。同时，也是因为想举一个实例来告诉柏林的听众，在战败之后不久的日本，诚实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把用德语写成的文章当作来自欧洲最重要的声音接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江确实有些像他所喜欢的《圣经·约伯记》里那个“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但他从不把自己视为置身事外的预言者；他自嘲和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一样，是“用粪弄脏自己巢的鸟”，但同时也清楚自己就置身这个鸟巢之中。仅从收入本书的一些篇什，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批判日本新兴的极端国家主义、呼吁日本国民对侵略历史进行道义清算的时候，大江也抒写了一个自觉担负起历史责任的日本作家的困惑和苦涩心境。大江的笔锋，既指向社会，也指向自己心灵深处。这使得他对公共事务的关怀，不只表现为理性分析，更是一种震撼人心的情感熬炼。

    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很容易由此联想到鲁迅以及晚年的巴金。在这本散文集里，大江曾不止一次地对这两位中国作家表示敬意，把这两位作家列入自己尊崇的知识分子谱系。2000年9月27日，大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北京讲演二○○○》，曾经这样说到：“在那段学习以萨特为中心的法国文学并开始创作小说的大学生活里，对我来说，鲁迅是一个巨大的存在。通过将鲁迅与萨特进行对比，我对于世界文学中的亚洲文学充满了信心。于是，鲁迅成了我的一种高明而巧妙的手段，借助这个手段，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日本文学者得以相对化并被作为批评的对象。将鲁迅视为批评标准的作法，现在依然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即使是熟悉大江文学的学者，也觉得他公布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人们习惯了从与西方文学的联系中解读大江，对大江作品中潜藏的与亚洲文学的关联线索已经视而不见。尽管在斯德哥尔摩的著名演讲里，大江曾谈到他通过恩师渡边一夫接受的拉伯雷传统―“荒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文化的形象系统”，同时也是把自己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郑义、莫言等文学家结合起来的纽带，并说：“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亚洲这块土地上一直存续着的某种暗示―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我在暧昧的日本》）但我们真正理解这种暗示，似乎还需要时间。在《北京讲演二○○○》中，大江还明确地说：“多年以来，尤其是这四十年以来，虽说是借助日译、英译和法译等译本，却也是一直在非常认真地阅读着中国那些从事着杰出文学活动的文学者们所创作的文本。作为这样一个读者，我在这四十年间一直持续地阅读着。因此，较之于那些在较短的时间之轴上进行的评价，我认为自己更能以一种长远和开阔的视野，看清楚那种综合性文学的整体形象。这就是我眼中的现代中国文学”。大江所说的“这四十年以来”，应该从1960年代也就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算起的，也就是说，从那开始，他一直关注和关心着中国和中国文学。2002年2月，大江以一个采访者的身份来到北京，先到莫言的住所，随后又风尘仆仆地去了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他带来的大旅行包里，装着莫言作品的中文本和日、英、法文的各种译本，上面做了很多标记，阅读的认真和细致，绝对让专门的研究者汗颜。

    一个作家生活经验的某些侧面，什么时候被他自己有意识地提起，做怎样的叙述，其实和他一定时期思考与创作的焦点集中于何处密切相关。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敏锐注意到了大江在北京讲述自己和中国文学关系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北京讲演二○○○》和《个人的体验》、《愁容童子》等代表作一样，是日本人应该阅读的大江文学的重要作品”。（《中国见闻一○五年·大江健三郎》）而在大江新近出版的小说中，中国人的形象以及与中国相关的事物开始登场，为大江文学以前罕见的新因素。由此而言，本书把大江先后两次在中国的演讲和访谈汇为一辑，是非常必要的。这些文字，应该是中国读者所乐于阅读的。

    大江健三郎和他的作品，如今已经颇为中国读者熟悉了，这和十几年前的情形大为不同。似乎有人把这称之为“诺奖效应”，自然不无根据，在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中国对这位作家的译介确实很少，而在1994年以后，则掀起了翻译介绍的热潮。对此，大江本人也有所了解，2000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的时候曾经幽默地说，自己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隆重邀请，自己的作品之所以被大量译介到中国，“是得益于那位发明了炸药的人。”（《北京讲演二○○○》）不过我们也可以提出反证，诺贝尔文学奖每年都颁发，且不说很远，仅看大江获奖后的十余年间，虽然每位获奖作家都被译介到了汉语世界，但并不是每位都引起了反响，多数犹如轻轻掠过的风。大江健三郎和他的作品之所以成为众多中国读者持久的话题和深刻的记忆，原因应该有很多，而这位日本作家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学诚挚而善意的关心，肯定是让中国读者感到亲近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否可以把这称为大江健三郎的“中国情结”？我以为应该慎重。因为我担心那样的解读，会使我们忽略大江思想与文学的广博丰富，忽略大江对亚洲其他国家以及世界文化-文学的广泛关心，甚至会助长我们这片土壤上容易生长的盲目自尊。我希望我的担心完全多余，我更愿意相信，本书的读者，在读到大江称引中国文学的文字的时候，也同样会注意到他对韩国文学、拉美文学以及欧美文学的赞赏；读到他对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批判的文字，不把他所批判的意义仅仅限定在日本的范围之内。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大江为何既直面现存的民族国家的现实，又积极寻求超越国家界限的途径。尽管他对普遍意义的文化价值、“世界普遍的共有之物”的憧憬和渴求，可能只是一种具有悲剧色彩的乌托邦式的祈望，但谁能说我们可以放弃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