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一书2000年6月由日本讲谈社出版。本书以日本幕末以至昭和战前100年的上海为历史舞台，以活动在上海的日本知识分子为线索，从中日两国跨地域、跨文化双边互动的视角，揭示了上海在中日两国近代历史、文化、文学上的独特意义和价值。如果说“魔都”上海也是一面“魔镜”，通过这面“魔镜”的独特的折射，作者让我们看到了“上海的日本”——一种漫溢出国界的、在上海写下的日本近代历史，以及“日本的上海”——一种绝非本国历史所能概括的上海近代历史。鉴于此书尚无中文译本，先期译出以下译文，以飨读者。
“低俗的西洋”：拒绝上海的芥川龙之介
1921年3月，芥川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视察员的身份被派遣来上海，后来他又以上海为出发点，在中国各地旅行了约四个月左右。回日本后，他按旅行城市的先后顺序写了若干篇旅行记，1925年结集成《中国游记》，由改造社出版。
芥川在上海停留了约一个半月，而前半段的三周因胸膜炎住院，哪里也没有出行。出院以后，他立即精力充沛地投入活动，访问了各色人员及各种场所。这期间，他以他擅长的、理智的观察，敏锐地抓住了上海的各个侧面。试举两例：
“这个咖啡厅比起我们熟知的‘巴黎男’之类的咖啡厅要低俗下等得多。在粉红色的墙壁旁，梳着分头的中国少年弹着一架大钢琴。在这咖啡厅的中央，三、四个英国水兵，与浓妆艳抹的舞女踩着散乱的舞步。在入口的玻璃门旁，一个卖玫瑰花的中国婆婆，在遭到我不买的拒绝后，茫然地眺望着舞池。我好像看到了一幅绘画报纸上的插图，这插图的题目当然是‘上海’。
——又回到原处，一个中国人正悠悠地向池中小便。陈树藩正在揭杆反叛，白话诗的流行是否日见式微，‘日英同盟’是否可续成？对这个男人来说，这些无疑都不成问题。他的脸色和态度悠闲自在，毫无牵挂。阴霾的天空下的中国式的亭子和洋溢着病态绿色的水池，以及往水池中斜斜注入的一条丰沛的小便——这不仅是一幅抑郁而可爱的风景画，同时，更是这老大帝国的辛辣而可悲的象征。”
不愧是芥川式的速写。将半殖民地的上海的种种性格，及其背后所显露的中国无救的虚无刻画得鲜明生动。但遗憾的是，芥川没有在此之上继续观察，进一步向深处挖掘。
半殖民地上海的“混沌”给他极大的困惑，他怀着梦中“如诗歌里吟咏的中国”，而把现实的中国判定为“猥亵的、残酷的、贪婪的、如小说里描写的中国”。
总之，他把上海看作是“错位的”西洋、“低俗的西洋”，表现出对其“近代性”强烈的反感。由于对上海这样的反感、拒绝，甚至妨碍了他与章炳麟、郑孝胥等中国政治家的真正对话，使好容易得到的感觉未能深入发展，而转向后来他十分喜欢的北京去了。
由上海出发北上的芥川，途中乘坐了画舫，特意利用水路，观赏江南水乡。但意外的是，除了苏州、扬州等少数几个例外以外，芥川对这些水乡也给予了断然的否定。比如，他把与此同时唤起谷崎种种幻想的杭州西湖看作只是个“泥池”，把南京的秦淮河贬斥为“平常的沟河”，而把洞庭湖践踏成“除了夏天，只是烂泥地里的一条河”。
江南的水乡绝没有使他产生如谷崎般的幻想，也没有让他像金子光晴那样从中抽象出唯美主义的“美”，而是使他以恰如“小说家”的眼光，凝视着“水乡”的现实。并且，作为小说家，他发现了同样由“水乡”哺育出来的、却与谷崎笔下的完全不一样类型的女子。
他晚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湖南的扇》(《中央公论》，1926年)，以革命家产地湖南为舞台，描写了两个爱着犯了死罪的匪贼头目的艺妓，其中一人因男人的死深受打击却一直坚毅地忍耐着，另一人像是为了确认自己的爱似的，怡然吞食浸润了男人头颅之鲜血的饼子。小说的开头特意以这样的“小事件”来“显示富于激情的湖南人的本性”，使人不由感到：以女主人公为代表的湖南人的这种“极强的好胜心”的禀赋，与眼前上海这样的半殖民地的“散乱的”混沌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因此，无论是“西洋”还是“中国”，芥川最终所追求的是其“原真性”，无论怎样“融合”，其结果也只能是一种“错位”。在这一意义上，他之所以赞赏湖南、北京，正是源于这种“土著性”，相反，他之所以批判上海，也正表示了他对这种非“均一性”的近代空间的拒绝。这就是作为所谓“近代人”的他的最终选择。
“五大娱乐”：井上红梅所见之上海
井上红梅(本名进)是很早就关注上海的风俗，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向日本介绍中国风俗的所谓“中国通作家”之一。我们至今并不能准确知道他的生卒年月，只知道在1920—1930年间，他是红极一时的名记者、新闻界宠儿。有一种说法是：在大正初年，他曾有过放荡的经历，还曾经营过餐饮店，在一败涂地之后，来到上海。
我们已无法知道他到上海之初，是靠什么职业来维持生计的，但可以确切知道的是：1918年，在40多位中日各界名流的支持下，他的定期刊行的个人杂志《中国风俗》出版了。这些支持者们有佐原笃介——《上海周报》社长、余民——《上海神州日报》社长、欧阳予倩——剧作家、张春帆——小说家、石井柏亭——西洋画家、木下太郎——诗人等。
以此杂志为舞台，红梅在此后的三年中，以充沛的精力从事着所谓“中国五大娱乐——吃(菜肴)、喝(酒)、嫖(女)、赌(赌博)、戏(戏剧)”的介绍工作，此时，他作为记者的形象已初见端倪。这里，拾取一段《中国风俗》上描写上海新风俗的文章，标题是《女学生之诱》。
“娇娇女学生，金丝边眼镜——这是女学生之诱的歌词，追逐女学生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时新的买卖。那些人大都是有所谓‘拆白党’、‘探艳团’别动队之称的堕落男学生，变换种种手段接近女学生。比如，在运动会或展览会上，他们每每装成女学生的家人出席。然后，他们就总是在每天下午放学的三、四点钟时，徘徊于女子学校的门口，尾随在盯上的女学生之后。他们的喉头里低声唱着的就是《女学生之歌》。歌的曲调来自运动会上‘浅草色儿青，操场地儿平’的调子，而运动会上的这个曲调则又是来自日本‘真是好高兴，真是好高兴’的调子。”
在所谓“五大娱乐”中，红梅对于“嫖”即性风俗给予了特别大的关注。他翻译了当时十分畅销的花柳小说《九尾龟》(张春帆著)，在日后把《中国风俗》杂志编辑成单行本《中国风俗》(上中下三卷，上海日本堂，1921年)时，红梅也没有忘了收进这本《九尾龟》，并题之曰“嫖界指南”。此后，他还翻译过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淫书《金瓶梅》，但它在日本国内禁止发行。以上情况，自然不可否认有红梅热衷于放荡的因素在内，而受到当时上海花柳界繁盛之影响也是确实的吧。
鲁迅的不快
1921年以后，红梅一度离开上海，辗转居住于南京、苏州。在南京，他与一个被他称为是“对于中国风俗研究多少有帮助”的苏州女子，过了一段同居的生活，此人名叫毕碧梅，是一个寡妇，带着孩子，经常抽鸦片，红梅在她影响下，也染上了鸦片瘾，为此，不得不与这个女子分手。
关于红梅在南京和苏州的活动情况，诸如《沉浸于中国的人》(上海日本堂1924年)、《酒、鸦片、麻将》(万里阁，1930年)等书中有所记载，只看这些书，就可以推想他沉湎于中国风俗探究的日日夜夜。
然而，进入三十年代，红梅似乎突然换了一个人。他又回到了上海，开始翻译被称为中国新文学之父的鲁迅的全集，并且发表揭露蒋介石独裁政治的报道——《上海蓝衣社的恐怖事件》。
《鲁迅全集》的翻译，引起了作者本人的极大吃惊。鲁迅对此表示了明显的不快：“对于井上红梅氏之翻译拙作，我感到十分意外。他和我可谓道不相同。但是，他要翻译，我也是没有办法。”在鲁迅如此感叹的背后，无疑隐藏着对于“风俗记者”红梅的偏见。
但是，如果可以把鲁迅所领导的“左翼文学”作为中国三十年代的“思想风俗”之一看待的话，那么，红梅也就没有什么值得特别非难的了。因为在红梅看来，左翼文学也许正如白色恐怖一样，不过是新时代的风俗之一罢了。换句话说，不是红梅，而是包围着红梅的上海的“时代风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难以名状的感激”：村松梢风
村松梢风是读了芥川龙之介将上海骂成“蛮市”的《中国游记》后，反而引起了兴趣，而专门越海来到上海的文人。以《谈话买卖业者》等作品而终于渐渐受到文坛认可的村松梢风，1923年3月，怀着亲眼看一下“奇异的世界”的巨大期待，来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都市”。
首次来游，梢风大约在上海呆了两个半月。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体验”，在这个被他称作“魔都”的“摩登都市”中尽享了快乐。记录这段时间种种体验的《魔都》(小西书店，1924年)，在他此后的“关于上海的书系”之中也是非常有名的。书中对魔都上海的阴暗面，以及自己在上海“放荡形骸”的详细情形，都作了如实的描写。
比如，他造访上海最大的娱乐街四马路上的一座茶楼——青莲阁的情形如下：“某晚，我与朋友二人上了此楼。楼上的人熙熙攘攘、往来上下、犹如街市。我们刚一登上楼梯，就忽地被鸡(娼妓)捕获。在这树立着一根根柱子的宽广的二楼上，也许能容纳下几千客人。就着桌子喝茶的，凭栏俯视街上行人的，若无其事地踱步的，在这些人之间，无数的鸡左右穿梭着。有的缠绕着客人，有的玩笑嬉闹的，有的一起在桌边喝茶闲聊。香烟的烟雾袅袅蒙蒙遮蔽了电灯的光线。混杂喧骚令我茫然无措。不久，回过神来，才去看捕获我们的鸡的脸，我的朋友的那个是正当妙龄的圆脸大眼姑娘，我的那个看起来只有十四、五岁，活像个用赛璐珞做成的洋娃娃，但两个人都算不上美女。我的朋友用上海话呵退她们，但她们就是不离开。
此时的梢风对上海这种特有的“混杂”和“喧嚣”尚还“茫然无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就渐渐地沉浸到“这种无秩序无统一的事态”、这种“混沌而不可捉摸之中”去了。且看他兴奋的样子：“站立其中，我欢喜地高声大叫。目眩于华美，沉湎于淫荡，放纵得失魂，我深深沉溺在了所有恶魔式的生活之中。于是，欢喜，惊讶，悲伤，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激涌上心头。这是为什么呢？现在的我还不能彻底明白。只知道：吸引着我的，是人的自由的生活。这里没有传统，一切的束缚都已去除。人想做什么全凭己见。爽快淋漓地放任的感情活泼泼地、毫无遮掩地运行。”
就好像要实行这样的信念似的，不久，梢风就与一个叫赤木芳子的交际舞日本女教练进入了同居生活。
《魔都》中有一个叫“Y子”的女子，她原是日本小学校的代课老师，怀着对上海的一种朦胧向往，来到魔都。与梢风相结识之初，她身边有一个以掮客发财的男相好。那时，那些在日本难以糊口的摩登女郎，大批来到上海，她也许就是航海而来的无数摩登女郎中的一个。这个女子后来与梢风一起回到日本，很快又投入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后来，不知何时，又曾经流落到中国青岛。
“魔都沉醉者”
梢风的种种行动中，有一件事值得特别一提。这就是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年轻文学家们的交往。他拿着佐藤春夫写给田汉的介绍信访问了田汉，结识了创造社的成员们。这些人中除田汉外，还有从日本回国不久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
与中国文学家的交流，在先期来游中国的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那里，就有这样的愿望，但未能实现，因此，此次梢风与创造社的交往，便更具有文学史上的特别意义。这种中日文人之间令人欣慰的友好交往，在谷崎、佐藤春夫、金子光晴等人后来来中国时，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
1925年，梢风又来到上海。这次是因为他接受做上海京剧名优绿牡丹在日本当时有名的剧院“帝剧”公演的经纪人，为处理相关事务而来的。但后来，由于绿牡丹中国方面的经纪人朱启绥私吞演出费的定金，为了追回这笔钱，他不得不在中日之间往返奔突，结果，终于找到了朱启绥，而私吞的款项则没有能追回。但因此，他与上海这个城市却有了更深一层的因缘关系。
记载这种关系的，有《上海》(骚人社，1927年)、《中国漫谈》(骚人社，1928年)、《新访问记》(骚人社，1929年)等书，这些书切实地证明了他作为“魔都沉醉者”的形象。(刘建辉) 上图为芥川龙之介； 下图为村松梢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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