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城情系夏商周，／三代英杰颂德猷。／渭水之滨《太公望》，／《长城之影》歌项刘。／《青云迢递》《天空舟》，／《春潮》汹涌《华荣丘》。／《沉默之王》武丁赞，／《王家风日》箕子讴。／《侠骨记》感处士悲，／《夏姬春秋》《玉人》愁。／千古评说《介子推》，／《重耳》流离霸诸侯。／《子产》《晏子》《盂尝君》，／《乐毅》征战功无俦。／《沙州回廊》士会智，／《奇货可居》不韦谋。／《孟夏太阳》终西倾，／《如花岁月》亦东流。／读罢三代觅仁德，／世间难寻书中有。

　　请原谅我用拙诗一首来描述宫城谷昌光的三代系列小说。他写的长短篇以上大都包括了，长篇多，少数是短篇小说集。他多次获得包括艺术选奖文部大臣奖在内的各种文学奖。光看他的著述单，恐怕很难想像，他写三代小说，完全可以说是半路出家。

　　宫城谷昌光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英文专业，在出版社干过，后来辞职开塾教过英文，最后成为职业作家。他的成功，正在于有效的优势转移。三十五岁始读《史记》，汉学修养不够，他发现汉文与英文在语顺等语法上颇有相近处，便将汉文译成英文来理解，可算是语言优势的转移。原来在小出版社，营销要管，转各处书店，每年都要跑烂几双鞋，这种全身心投入滴水不漏的职业习惯，转移到高效率的写作生活中。他常常同时为几家报纸写连载，就按照需要来布置房间，辞书等多备几套，各间摆好写作需要的资料。那种写作状态，就像一架小说机：刚在吕不韦室写完一个段落，马上“关机”，又进入乐毅室，“开机”运转。写作时好穿工作服，必定用钢笔一笔一划写好，几乎不作修改，这些都可说是职业优势的转移。据说他稳定的读者群，人数多达十万。

　　他用小说家的眼光来读《史记》，也可算是一种优势转移，他写的《史记的风景》谈中国人的生活、想法、发明、发现、习惯，也谈它们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以小说家丰富的联想和想像，对现实的敏感，对文字的感觉，来发现前人读史未曾留意过的妙处。在他看来，司马迁既是历史家又是文学家，文学恰恰产生于微妙差异之处，而我们需要从司马迁那里学习的，正是这些微妙差异之处。

　　宫城谷昌光对《史记》与日本文化关系的发现，有些颇值得一读。平安时代清少纳言《枕草子》早将《史记》列入最典范的作品中，可见那时《史记》是贵族官僚的必读书。江户时代德川光国读《史记》人格一变也早已传为佳话。德川光国时常读《史记·伯夷传》，蹶然慕其高义，他还深深为《吴太伯世家》所感动，吴太伯住过的地方叫梅里，光国就以此为号。除此以外，宫城发现织田信长也是由读《史记》而改变生活态度的人。信长十五岁还很规矩，这以后便多放任出格之举，因为那恰是他即位掌权的时候，这乃是读了《田敬仲完世家》，效仿齐威王即位委政卿大夫而后出面收拾局面的故事。

　　歌舞伎当中，有个传统剧目叫《菅原传授手习鉴》，演出的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平安时代的丞相菅原道真一家遭到严厉搜查，只得把儿子菅秀才藏到道真弟子源藏的学塾里，而无论如何都必须把菅秀才交出来，于是源藏便决定杀掉刚进学塾的小太郎，以救出菅秀才。源藏知道前来查验首级的松王丸认识菅秀才，正担心败露的时候，谁知道松王丸却说：“这正是菅秀才的首级没错。”原来小太郎的父亲就是松王丸。正是因为松王丸知道源藏的处境，故意将儿子送进学塾，以保住菅秀才的性命。这个牺牲自己儿子救出名门之后的故事，宫城谷昌光说原型就是《周本纪》。召公在国人包围自己的住宅，逼他交出厉王太子静的时候，毅然交出自己的儿子，太子竟得脱险。读了宫城的说法，或许还会有人想到元曲《赵氏孤儿大报仇》中的情节。

　　江户时代赤穗四十七义士为主人报仇之后，集体剖腹的事件发生不久，当时的大儒室鸠巢大受感动，立即搜集资料，写出了有名的《赤穗义人录》。宫城谷昌光指出，“义人”之说，实出《田敬仲完世家》。武王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太公不仅没杀他们，还称他们是“义人”。宫城说，这是因为伯夷叔齐是山岳民族（狩猎民族）头领之子，太公想到杀了他们会在山岳民族中树敌而阻碍革命，因而才礼遇他们。小说家总是力图穿透语言的外壳，去抽取人物心理的依据，因此不在乎人说了什么（这里是“义人”的道德评价），而愿意去追究他们想做什么，这或许是小说家读史法的一个特点吧。

　　宫城谷昌光还说，幕府末年坂本龙马撰写的《船中八策》主张将军将政权奉还给朝廷，以及后来德川庆喜《上表文》中的政权奉归朝廷之说，都是建立明治政府的人，以周初周公返政于成王为喻，试图树立新政府的形象。他说，司马迁活着的时候，正是日本弥生时代中期，那时日本历史正要开始，而中国历史则在被集大成，这是值得惊异的。《史记》实在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影响了日本人。这些原本都是说得不错的。

　　历史小说家毕竟是为现实的人们写作的。论者以为宫城的三代系列小说能够得到今天青年人的青睐，正是因为他在作品中反复讴歌着“德”的理想，而这恰是泡沫经济瓦解之后日本社会最缺少的东西。不过，小说家的想像，有时又不免容易将异时异地的人与情迭合成像，因而抹平了时空的差异，而这恰是史家之忌。比如，他推想纣王的酒池肉林，原本是为了祭祀娱神，他的“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则可能是出于发展货币经济，多储钱粮以预防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宫城让人去联想织田信长为向近畿扩展势力而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史实，未免扯得太远。不过，他也说，直到西周货币经济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说法不过是臆测。类似的看法，史家当然可以弃之不惜，小说家何妨食之有味？

　　其实，真写起小说来，宫城却不是一味戏说，像二桃杀三士这样有名的故事，他就不写进《晏子》里，因为那是后来的传说，有损于晏子的形象。以前井上靖的创作方法，是填充历史的间隙，而宫城则往往重新编排整合历史，他喜欢打乱事件的顺序，自己给人物编年谱，这样他笔下的世界，就比史书的记载更富有戏剧性。可以说，他又是用小说家的方法来做学者要做的事情。

　　宫城的优势转移，恐怕还在于将西方文学的素养用到古代中国的素材处理上。他曾经一边干出版一边写现代小说，对熟悉西方文学的现代读者希望读到什么是心领神会的。《重耳》是他最倾注心力的作品，从一心想写他到出书经过了十三年。在流离十九年终于回到晋国成就霸业的重耳身上，无疑注入了作者青年时代的体验，在斗折蛇行的人生路上寻觅自我位置的体验，一边握别旧友一边带着苦苦积蓄的优势，扑向未知世界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