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安娜在不同国度里都遭受过封建宗法制度的迫害，都是从旧堡垒中挣脱出来的“缥缈的浮生”。但他们都是旧道德、旧礼教的叛逆者，都企盼着做新世纪的主人，都对未来生活有着美好憧憬，而安娜以女性的妩媚与温柔，使郭沫若有勇气迎着新世纪的曙光“重生”。

郭沫若於1923年4月毕业於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获学士学位以后，带着安娜和三个儿子回国，居住在上海。虽然郭沫若在文坛上已经很有名气，但靠卖文为生，一家五口“过着奴隶加讨口子的生活”。

郭沫若后来回忆道：“我的日本老婆自从回到上海后，便很少有开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像的‘幸福’完全背驰。”他们那时穷得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安娜因此闹着要回日本。

1924年2月中旬，母子四人乘船返回日本福冈。同年4月1日，郭沫若带头一股凄凉的心绪离开上海追随妻儿去了日本，他觉得在上海一年仿似一场迷梦。

这年春夏之交，郭沫若开始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家里穷得连桌子都没有，便用一隻中国式皮箱来代替，没有砚台，便捡了块砖头磨平当砚台。郭沫若坐在草席上，用了50个昼夜，译完这部20馀万字的大著，但家里仍是“穷得没法”。他又用了40天翻译屠格涅夫的小说《处女地》。他说：“假如能变换得若干钱来，拯救我可怜的妻孥，我也可以感受些清淡的安乐呢！”

一家五口每月百元以上的生活费无着落。安娜把冬衣、棉被陆续送进当铺，一部《歌德全集》当了一张五元的老头票，刚译完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只当回五角钱。

1924年11月中旬，郭沫若携家眷重返上海。他觉得“与其在异邦求生，不如在故国比较安全一点”。次年4月和8月，他先后应聘为大厦大学讲师、学艺大学文科主任，有了固定收入，家庭经济才出现了转机。

1926年3月，经瞿秋白推荐，郭沫若离沪去广州，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不久，妻儿亦去了广州。同年7月下旬，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随军北伐。北伐军抵湖北崇阳时，郭沫若写信告诉安娜，“我军以破竹之势进逼武昌”，自己“异常顽健”，并祝妻儿健康。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前敌委员会於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郭沫若闻讯，於8月4日离开九江赶赴南昌追随起义部队。行军途中，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里需要提及女战士安琳。由南昌到汕头，她与郭沫若始终同行。由於战斗失利，一群非武装人员撤离汕头，经流沙向西南横亘着的丛山行进。她走在郭沫若身边，低声唱着《国际歌》。这时郭沫若患痢疾，她悉心照料，每到一个城镇，她便去求医找药，直到治好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