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到关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那位和善的老人的态度十分明确，那就是反对小泉的这种行为，他的理由就是小泉太执著了，不符合佛教理念。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在日本国内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民意还是广泛存在的，虽然支持他的人也不少。

然而，令人遗憾与不解的是，小泉在8月15日（也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再度参拜了靖国神社。虽然，在小泉内心可能是希望通过参拜表达和平之念的。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前面已讲过了，但现在有点儿补充。

不管是“侵略”也好，“解放”也罢，日本在二战中的责任是很清楚的，对中国人民的伤害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尤其是因为日本侵华战争所导致的中国近代历史进程逆转，在这一点上，日本民族是欠了中国人一大笔债。所以，如果有人真要反日，追究日本侵华责任，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忽略的。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设想如果没有中日战争，中国很有可能在美国的帮助下顺利地完成宪政改造与民主化进程，就不会有1945年后的内战以及1966年的“文革”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伤害。有资料显示，虽然有内乱，但从1927年至1936年的十年间,当时的中国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各项建设还是正在稳步推进中，按照当时的态势发展下去，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是指日可待的。当时中美之间的互信互助应该讲比现在的中美关系还要好，否则就不会有美国后来在中日战争中倾向中国，援助中国，直至最终被“拖下水”，全面参加战争。我一直认为，美国应该是中国最可靠的朋友，中国需要美国的帮助，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管如何知日，甚至亲日，在靖国神社问题上，不可能完全予以同情与理解，更不可能会公开为其辩护，最多保持沉默，希望日本朋友，尤其是那些政治家在考虑自身文化特性也要想一想中国人的心理与文化背景，其实在我看来，中国人不太讲原则性的，什么事情只要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何必非要把局面弄僵呢？作为一个政治家，有的时候是需要妥协的，需要学习一种平衡的艺术，不管其内心的真实想法怎么样，其言行需要有所节制。表面上看，现在中日之间关系的冷漠甚至敌视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但世事难料，一旦各自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势力膨胀，甚至出现了一些类似伊斯兰式的恐怖组织，再加上某些偶然突发因素影响，如各自国民在对方国家遇害，难免不会引发两国冲突的突变。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就是因为偶然事件引发的。一般老百姓看不到这点，作为政治家应当有责任看得远一点。

晚上看电视，恰好听到作家胡平谈中日关系，有一句话让我有同感，那就是中日两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既会有相互压制，也有同病相怜，因此，要迈向正常现代化国家，双方都要迈过对方这道“槛”，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两败。

（九）

在日本，经常可以看到“社团法人”、“财团法人”、“宗教法人”等国内比较陌生的字眼。其实，这些组织就是我们常讲的“NGO”或“NPO”即非政府组织或非盈利组织。理论上讲就是独立于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第三组织”，也可以泛称为公益性社会组织。

有人考证过，现代汉语中，有不少来自日本，原因在于19世纪下半叶以来，日本决心“脱亚入欧”，率先翻译了大量西方文献，中国后来有段时间“以日为师”，于是从日本引用了许多新词汇，如“马达”、“坦克”、“经济”、“哲学”、“共产党”等达上千条之多。毛泽东的《实践论》中有四分之一用的就是日制汉语，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美之间交流甚于中日，中国人在翻译使用外来新词汇时开始直接嫁接欧美，于是出现了不少以英文字母缩写为主要形式的新词汇，如NGO等就属于这类，相反在台湾，使用“社团法人”等字眼的习惯比较普遍的。

回国不久参加了一个沙龙就是谈国内公益组织事业面临的尴尬与窘境，由于社会的不理解，尤其是政府的不支持，甚至防范、压制，让人不免感叹，在如今的中国想做件好事都是那么困难。我周围不少朋友其实都想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NGO活动，但现实却总是让人失望，其实，以中国当前之现状无论是贫困、医疗、环保、教育等社会领域是最急需大量NGO组织存在的。

其实，非政府组织不是反政府组织，它的存在是在帮政府的忙，政府没有理由不支持，就像在日本，由于社会各界的理解与参与，加上政府的支持，各种非政府组织在日本大量存在，广泛参与，为日本社会和谐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日本，只要你愿意，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NGO组织，从社区互助到儿童自闭症，从环保到宗教等等，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有人讲，如果一个人没有参加过一次NGO就死去是可耻的。

创价学会就是一个在日本有广泛影响的宗教法人组织，它以日莲教为主要精神资源，提倡和平与教育，目前在日本有1000万以上会员，现任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对不少中国人而言也不陌生，池田先生应当是一个标准的“知中”人士，与戈尔巴乔夫等世界名人都有过对话。本来我们的行程与创价学会并没有关系，我本人除了先前对池田大作略知一二外，对创价学会可讲完全不了解，但在日期间，有一次在一个餐厅偶遇了一对中年男女，刚开始，看到了他们单独出来吃饭，又不像夫妻，还以为是一对情人，后来通过聊天才知道他们都是创价学会的会员，作为会员他们经常在一起共同参加一些活动，包括公益事业。

实际上，在此次访日行程的尾声阶段，我们的大部分活动也是与NGO有关，其中包括灾害预防、环保、海洋生态等方面。参访区域是在兵库县境内。

在日本，县的行政级别是高于市的。一般中国人可能不太了解兵库县，但对十一年前的那场阪神大地震可能不会陌生，阪神大地震主要受灾地区就在兵库县境内，因此，我们第一个参访的地方就是兵库县“人与未来”灾害防护中心。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多天灾的地方，因此，日本人的灾害观念很强烈，防灾减灾意识浓厚，十分重视对灾害的研究防护工作。在日本不少地方，据说一个月有一次防火演习，一个季度有一次防震演习。

在“人与未来”灾害防护中心，我们亲身体验了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与做法，特别是在仿真式的阪神大地震体验馆，我们充分感受到了地震时发生的状况。

相比之下，中国人就是一个很容易遗忘的民族，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很快就会被淡忘，以文革为例，这么大的一个浩劫，才过去了30年，就已经好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除了少数文学作品还偶尔出现。如果长此下去，我想除了不断吃苦头，我们不会有新的收获。

由于恰逢中国唐山大地震30周年，我特地问了一下日方有关人员，中国唐山方面是否有人参观过这个以阪神大地震为背景的灾害防护中心。我们得到的答案是令人失望的，连联系都没有。虽然，日方希望能将有关经验介绍给唐山方面。

有人曾讲过，要想了解一个地方必须和当地人教朋友，甚至住到他家里去。在来日本之前就听说过民宿活动，个人以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于是就向日方提出了这个要求。

朝阳先生是我民宿活动中的“主人”，他在当天下午准时带着一家五口过来接我，当他听说我们此行因行程太紧而没有机会去明石大桥时，马上表示可带我看看。明石大桥的确壮观，在桥底下还保留了一个孙文纪念馆，看来，日本人对孙文是挺有感情的。

朝日先生是一位公务员，年收入约700万日元，又房有车，经常打高尔夫，每年可出国度假。据说，这是典型的日本中产阶级的生活样式，很普通的日本百姓家庭，（日本号称是“一亿中流”，社会贫富差距不大）但不普通的朝日先生有三个女儿，这在当今日本并不多见，因此，朝日夫人毫无疑问地要在家相夫教女了。

虽然，在朝日先生家只待了十几个小时，而且，由于语言障碍，交流也不是很充分，但令我感动的是，当我第二天早上离开时，6岁的大女儿濑菜突然过来和我拥抱，并告诉她的妈妈，她很sad，我记得几十年前的一个中国人在谈到日本时曾讲过，日本的人情美，在此次访日过程，我也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如有一次离开餐厅时，我们车子已转了个弯，那位门口的迎宾小姐仍在90度鞠躬直到我们都已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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