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一天，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收音机里开始播放西方音乐。不久，从屋中的一角爬出一只蜘蛛，在墙壁上做起了奇怪的动作。
　　我的病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虽说是忽好忽坏，但如今似乎“坏”这一方面占了优势。今春不如去春，今秋不如去秋，一年不如一年。这也许就叫做不明显地逐渐衰弱吧。然而，姑且不去说这些，最近，一天当中有大半时间在通常有八铺席宽的屋子里，卧床目不转睛地瞅着有两三处雨水污迹的天花板。
　　由于天气已冷，有翅类的昆虫不见了，但苍蝇却贴在米杉的天花板上，当阳光照射时，它便在走廊和草垫上飞来飞去。有时落在我的脸上，很是讨厌。
　　除了苍蝇，在天花板和墙壁上看到的，就是蜘蛛了。那是灰色的，有淡色斑点的大蜘蛛。它大到把左右两只脚一张开，甚至超出拉门的一个小木格。而这种蜘蛛好象在这八铺席宽的屋中的某个角落里潜伏着两三只。虽然从来没有两三只一次出现过，但我的眼睛已经看热了，一看就知道：啊，它就是那一只！我能分辨出它们之间的不同。
　　在墙壁上做着奇异动作的，是我认为其中最小的一只。广播的是《吉卜赛之歌》。这肯定是我曾经也有过的海费茨演奏的红色大型唱片，是由胜利公司灌制的。我一听就知道是这张唱片，所以，我就把正在想的事抛在一边，竖起耳朵倾听那优美的旋律。
　　不久，从呆滞的视线中滑下来一个什么东西。它就是蜘蛛，从一个墙角滑下了约有一尺，就停顿一下。我正无意识地看着，它把每只长脚慢慢地动了起来，多少带有弹性地在墙壁上开始走动。蜘蛛跳舞——一个念头闪过，但是，这不是明显的动作，更谈不上是跳舞，不是按照曲子如何如何，而是用一种焦躁的、不协调的步伐，胡乱地在那一带走来走去。
　　“它快乐起来了”，我有些愕然，又觉得滑稽，多少还感到有些奇怪。我听说过牛和狗受音乐——人的音乐支配，特则是狗，我亲眼见过。但，提起蜘蛛，这很难完全相信。我用疑惑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它，心想，不要放过观察当曲子结束时它将怎样。
　　曲子结束了。于是，蜘蛛突然静止不动。然后，蓦然用它那滑下来时没有声响的敏捷动作，在原来它停留的墙壁的一隅销形匿迹了。那种神态，好象做错了某件事，多少有些难为情，偷偷摸摸逃走似的。我说得这样明确，虽然不合适，但我感到的，确实如此。
　　蜘蛛类是否有听觉，我不知道。我曾经读过法布尔的《昆虫记》。那篇文章是否回答过这个问题，我也不记得了。它对音乐是否具有不同于我们听觉的另外一种形式的感觉呢?总之，我什么也不了解。但是，我把这一事实当作一件偶然的情况来处理也没有根据，我当时感到有一丝的奇妙。这可不能疏忽大意，我首先产生了这样的感觉。
　　联系到这一点，我记起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把蜘蛛封闭了一段时期的事。
　　夏天，在炎热的时候，我精神反而好些。因为某件事需要一个空瓶，我取出一只认为适当的瓶子，无意地拔了瓶塞儿。这时，从瓶里跑出一只蜘蛛，消失在隐蔽处。它小得与在八铺席房间的墙壁上那种两脚之间有一寸或一寸半大的蜘蛛不能相比，颜色是肉色，身体瘦长。
　　因为从瓶子里爬出来了一个蜘蛛，使我吓了一跳。我追忆着。这些空瓶子，是开春的时候，我让孩子们洗净，为了空干里面的水分，把瓶子倒放了一天左右，然后，为了防尘加了塞儿，都归弄一起，放在一个空盒子里。蜘蛛肯定是在那一天爬进去的。
　　被堵住了出口的蜘蛛，在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有感到什么。过了几天以后，它才感到了饥饿，想觅食吃，这时才发现自己所陷入的是个什么样的境地。一切努力，都使它认识到想快出去是不可能的。不久，它停止了挣扎。它只是一动不动地等待着时机的到来。尔后过了半年，当我打开塞儿时，蜘蛛实际上是以间不容发的快速，逃了出来。那是只有在起跑线上等待信号枪的人才有的快速。
　　还有一次。
　　八铺席宽的房子南面是套廊，它的西端有个厕所。男厕的窗户是朝西开的，一面大小便，一面可以透过梅林，眺望富士山的雄伟。一天早晨，我发现在这个窗户的两扇玻璃门之间，有一只蜘蛛被关在里面。昨晚上，可能是我或者是什么人打开了窗户吧。紧贴在一张玻璃上的蜘蛛，由于两张玻璃重叠一起，被禁闭在里面。它两脚之间约有三寸距离，与在八铺席宽的屋子里的那只是同属一个种类。玻璃与玻璃之间，即使容得下它的身体，不使它受压迫，但重叠一起的窗户框子却没有空隙允许它脱逃。
　　我立即想起从前那桩空瓶的事。我产生了一种愿望，这一次我要看一看它到底会怎样。我吩咐家里人不要关那玻璃窗户。在空瓶里的蜘蛛大约有半年什么也没有吃，靠着粗糙的木塞儿上的极小空隙透进去的空气，活了下来。这次的是只肥肥的，比上次那只要大得多。我想，同它赛耐性，时间可要长呵！
　　每当解手时，我眺望的富士山，依照天气的变化和时间的不同，它的姿态也千变万化。天气晴朗时，白日和夜晚，它的容姿是平凡的。午夜，富士山在皎洁的月光下，静静的发出昏暗的白光。拂晓，天上星斗稀疏，富士山的山顶呈玫瑰色，而山腰却闪耀着深紫色。那蜘蛛斜着脚踏在富士山的棱线上，纹丝不动。它总是一动也不动。自从我发现它被幽禁起，连一次也没有见它挣扎过。我有些忍耐不住，说声“喂”，便用手指弹了弹玻璃，它似乎无可奈何地稍稍动一动身子，仅仅如此而已。
　　约摸过了一个月，我发觉它的身躯多少有些消瘦下来了。
　　“嗳，厕所的那只蜘蛛瘦了。”
　　“好象是，怪可怜的。”
　　“不知蜘蛛能绝食多少天?”
　　“不清楚。”
　　妻子的语气显得没有兴趣。她好象在说我无聊好事，那蜘蛛就够叫人烦的了。我对妻子的这一态度，产生某种抵触情绪，说：“反正别让它跑了！”
　　又过了半个月，蜘蛛明显地消瘦了，而且那灰色的身子也好象多少有些褪色。
　　眼看就到两个月了，有一天，那是看到墙壁间的蜘蛛散步的几天以后，在厕所那个方向，妻子喊了一声“啊”，接着又听见说“跑了”。我和往常一样躺着发呆，心想，“把蜘蛛给放了啊！”但我的心情是“跑了就跑了吧”，便没有讲话。
　　每次打扫厕所时，都是两扇玻璃窗户合在一起移动，提防不让蜘蛛跑掉，但是今天却疏忽大意了，拉了一扇，当拉到一半发觉不好时，已经来不及了，蜘蛛跑的速度之快令人吃惊，好象它是在窥测时机——妻子辩解着向我做了说明我只是一面“嗯、嗯”一面心不在焉地听着，嘴里嘟嚷说“走运的家伙”。说实在的，我以蜘蛛为对手比耐性，已经感到厌倦。我想，总算完事了，比较说来，是得到了理想的解决。
　　从我出生到这个人世的时候起，“死”这个家伙就一直和我形影不离。虽不是我发出的邀请，而“死”这个家伙却不声不响地伴随我走过了四十八年。我最近对它的相貌总是挂在心上。我总觉得它太傲慢了。
　　我在快到二十岁的时候切身感到自己原来是同这样一个岂有此理的家伙结成了旅伴，换言之，是开始意识到了生。然而，这与一般人比较，肯定是晚了些。这是我无所用心的缘故。
　　我在二十三岁到二十四岁时约有一年期间，患重病卧床不起，差一点在这家伙的面前举起手来投降，但总算是闯过来了。从那以后，我想它是容易对付的。当然，这是偷偷想的。如果公然地做出这样的表情，那家伙肯定会大发雷霆。我的想法，要是让它发了脾气就倒霉了。如果它突然加快了步伐，我就要遭殃了。
　　由于我不愿意耸人听闻地写这样的事，所以从略。一言以蔽之，总是它到哪里我就得跟它到哪里，不管你是否挣扎，都一样。这一点是清楚的。剩下的是时间问题。人企图摆脱时间和空间所做的努力，就象无论是—上帝、绝对权力或稻草，你都要信手去抓一样，难道还有比这种努力更迫切和更可悲的吗?“一念万年”，“个中全”，怎样说都可以，而它不过是观念的殿堂而已。为什么不死心?死了心不行吗?然而，不死心的人们一个按一个筑起的空中楼阁是多么的宏伟!而又是多么微小和纤细精巧啊！——我瞅着出没于天花板的蜘蛛和苍蝇，由于没有别的事可做，所以就似睡非睡地想了这些事。
　　还是虫子的事。过去我曾在什么书里读过，那个技艺精湛的大师训练跳蚤表演杂技的方法。把跳蚤捉住后装进小小的玻璃球里。它用它那得意的脚跳来跳去。然而，四周却是铁壁。跳了半天，才感觉到：也许跳这件事是不对的。试着再跳一次。还是不行。它死了心，变得老实了。于是训练者从外面去吓唬它。它本能地跳一下。不行，逃不掉。训练它的人又吓唬它，它又跳。跳蚤最后悟到跳是徒劳的。据说，通过这样反复挑逗，跳蚤终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跳了。到此，它才能学艺，登台表演。
　　由于我认为这是一件相当残醋的事，轻而易举地就把天性给改变了，所以至今还记得。对于跳蚤来说，这是下意识的，因而也是未加怀疑以前的行动，但有朝一日它终归会痛切地感到吾乃错矣！我想，再没有比这更残酷，更蛮横不讲道理的啦!
　　“真残酷啊!当跳蚤意识到它怎样做都是徒劳的时候，它那种绝望感，不论你能想象得出来也好或者想象不出来也罢，都是多少值得同情的。但是，看光景它似乎本来就是个傻瓜，是个顾头不顾尾的家伙……，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它再跳一次试试，哪怕是最后的一次也好。”
　　我向从东京来探望我的病顺便玩玩的年轻朋友说了这样的话。他笑着说：
　　“对于跳蚤来说，这可能是最大限度的界限。作为它来说，已经试过了这最后的一次。”
　　“是那样吗？太遗憾了。”我做了一个遗憾的表情。友人笑了。说：
　　“在什么书上写着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故事。叫什么蜜蜂 的，它的翅膀与体重比较，是没有飞行的力量的。是啊，查 了查翅膀的面积，拍击空气的振动数等各种数据，其结果，听 说从力学上来讲它是不能飞行的。但它实际上却满不在乎地 在飞翔。这就是说，因为它不知道自己不会飞才能飞翔的。”
　　“噢，是会有那样的事，啊，这很有意思。”
　　虽然，这时我脑海里过于自信地闪了一下所谓力学，但，由于不懂得什么是可能，所以才成为可能，仅这一件事，就使我感到比什么都有趣味。我从跳蚤的故事引起的不愉快多少恢复了常态。
　　据说神经痛或风湿症，是不能过分按摩的，但是不甚疼痛时，如果让人按摩一下，往往就此止了痛，因此，我常常让妻子或长女给我按摩。但是，如果疼痛加剧，就糟糕了。触一下会更痛，所以旁人就名副其实地无法下手了。
　　神经痛不犯，仅仅肩膀发板时，抓住琐事缠身的家里人给我按摩，这是我现在能够享受的奢侈之一。最近，十六岁的长女，个子长得象她母亲，布袜子也穿一个号头的，力气也大了，所以常常让她给我按摩。自从(二次大战期间)疏散以来，由于在乡下干粗活，妻子的手指变得粗大起来，而长女的手指比她的更细嫩，按摩起来好象效果更好一些。而且长女一面按摩我的右肩——我是向左侧偏躺着睡的，一面把我的身体当作桌子，打开书本复习些什么，所以，根本不会造成时间的浪费。
　　有时也闲聊天，她谈谈学校的事，老师的事，朋友的事，大抵都是一些平平常常的事，我只是“嗯、嗯”地答应着就行了。但偶尔她也提出问题。前几天，事前根本没有打招呼，突如其来地问我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正在似睡非睡的我，好象被捅了一下。
　　“嗯，这不太清楚。”
　　“连学者也……”
　　“嗯，大概没有定论吧。……你想知道，爸爸更想知道啊!”说着说着，我想起了最近读过的一篇论文。它好象写了这样一些事情：可视宇宙的旋涡状星云的数量，估计约有一亿个，它们分散着，平均相隔二百万光年。现在能看到的最远的星云，也可以说是宇宙边缘的星云，距离地球约有二亿五千万光年。面每个星云的直径为二万光年。至于我们的太阳系，不过是据称构成约有一亿个旋涡状星云当中的一个微小的分子。我想，自己曾有过为在“宇宙之大”这样的问题上陷入的某种感伤。记得那是我上高中时候的事了。我觉得十六岁的长女已经到了同样的阶段，我被一种感情所支配：想去安慰她。我问：“你知道什么叫一光年吗?”
　　“知道，是光跑一年的距离。”她故意地用在教室里回答老师的口吻说。
　　“好，那么你说是多少公里?”我也变得用老师的口吻问。
　　“这，……"
　　“你把按摩停一下，我要求你把纸和铅笔拿来计算一下。”
　　“呃，光的速度，一秒钟……”长女一面说着一面算了几道乘法，得出了十三位或十四位数字，并说，“哟，纸上写不开这么多零了。”我说你把它再乘上二亿五千万倍。她说，这么大的天文学数字不好办啊。
　　“可是，这就是天文学啊！”
　　“噢，是吗!我不知怎的恍惚了，叫人感到悲伤。”说罢，长女把铅笔抛在一边。
　　我们俩沉默了片刻，终于我先开口了：
　　“不过，我认为对于数字之大不必大惊小怪。数字，不过是人发明的。根据单位的定法，这数字可大可小。假使以一亿光年为单位，比如叫做超光年。这样做，可视宇宙的半径就成为二超光年或三超光年，即二点五或三，你就会说，怎么?就那么一点，相反，如果使用原子单位，零之多，不仅纸上写不开，你就是花费一年功夫也写不完。”
　　“是的。”她静静地回答。
　　“关键是定什么单位。如果是有限，那么不管零再多，也能装进人的头脑里。但是，如果是无限，那就……”
　　这时我想起了“上帝”这个字眼，所以，我突然闭口不言。长女机械地在按摩我的右肩。我感到问题转到了自己一方，我在脑子里不断地翻腾着什么。
　　……我们的所谓宇宙座次，究竟排在哪里?我们是被安排在时间和空间的什么地方?我们自己能不能知道它?如果知道了，我们是否将变得不是我们自己?
　　我思考蜘蛛，跳蚤或叫什么名字的蜜蜂的情况。我禁闭的蜘蛛，两次都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逃掉了。蜘蛛不知道这偶然的机会会来还是不会来，但它静静地等候着。一旦有了机会，就不放过，我对它这种敏捷虽然感到有些反感，但认为它干得漂亮。
　　跳蚤是傻瓜，窝囊废。叫什么名字的蜜蜂，是不怕虎的初生牛犊。铁壁本来已被除掉，但跳蚤自己放弃了可能性而不加怀疑。蜜蜂却根据自己的信仰，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我们属于哪一类型呢?不要说我们。我，我自己属于哪一类呢?
　　我不能象蜘蛛那样做到冷静和不屈不挠。我也想如果能做到该多好，但我认为这与我的性格不合。
　　某种蜜蜂的那种鲁莽的自信，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有的。然而，那能算是自信吗?如果它是无意识的，那么，也就无所谓什么自信不自信了。对于蜜蜂来说，那不过是自然而已，它是无需叫人们去评头品足的。
　　也许我有些象傻瓜和窝囊废的跳蚤。
　　自由，是存在的吗?一切都是事前安排好的吗?我的自由，是不是按某人写好的计划安排的呢?或者说，一切事情都是偶然的吗?铁壁，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总有一天，将结束同死亡的“相伴”。
　　就象我观察蜘蛛、跳蚤和蜜蜂那样，如果有人从某处在观察我的一举一动，我又将怎样呢?或者说，就象我禁闭和放走蜘蛛那样，如果有人限制我的一切思想和行动：我又将如何对付?假使我象跳蚤那祥，受到某人残酷的虐待，我会作何反应呢?
　　难道不会有人对这只称作我的蜜蜂说：“你实际上是飞不起来的”这样的话吗?这种人在社会上本来就有呢?还是我们造出来的?抑或我们本身就是这样的人?——没有谁会告诉我们这一点。
　　苍蝇是令人讨厌的。时令已是寒冬，所以它只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出现，就连把下巴都埋在被子里的我的脸，都成了它们的游戏场。
　　我对于苍蝇，有了一大发现。它停在我脸上，我只需动一下脸上的肌肉或摇一下脑袋，就能把它赶跑。它飞起来，可马上又回到同一个地方。再赶跑，它再飞起后，又停在原处。重复三次，它就死心了，不再回到同一地方。这在任何时候都一样。它被赶走三次，就会完全改变主意，这仿佛就是每一只苍蝇的脾气。
　　“很有趣，你们也试试看！”我对家里的人说，可是他们只口头上应付说：“是吗?是有趣吗?”谁也不想试验一下。人们都在无声地回答：“我们忙啊！”当然，我也不勉强。然而，什么叫忙?事情果真那样重要吗?我心里不时发过这类牢骚。
　　还有，我干了世上罕见的壮举：用脑门捉住一只苍蝇。
　　我脑门上停了一只苍蝇，自己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念头要把它赶走，我只是使劲扬了一下眉。于是，我的脑门上当即引起骚动。由于我那个动作，脑门上的皮肤立即形成皱纹，紧紧地把苍蝇的脚夹住了。苍蝇的脚，我不知是几只，反正是它的脚粘在我脑门上了，它徒劳地，拚命地振动着翅膀，嗡嗡作响。那副狼狈相是可想而知的。
　　“嗳！谁来一下！”我摆出一副使劲扬眉、在脑门上形成皱纹的发呆的面孔，大声喊。中学一年级的长子来了，他的表情似乎在说：发生什么事了?
　　“脑门上是不是有只苍蝇，你给我捉下来。”
　　“捉不住呀?拿苍蝇拍打不行吧?”
　　“用手一下子就能捉住，田为它跑不了啦。”
　　半信半疑的长子用指尖不费劲地把苍蝇捉住了。
　　“怎么样?了不起吧。用脑门捉苍蝇谁也没有这个本事，也许这是空前绝后的事件啊！”
　　“嘿，真叫人吃惊啊！”长子说罢，在自己的脑门上挤出皱纹，用一只手抚摩着。
　　“你哪有那个本事。”我嗤笑着，瞅着用一只手小心地抓住苍蝇，用另一只手抚摩脑门的长子。他十三岁，块头很大，身体非常健壮，哪能挤出皱纹来。我脑门上的皱纹已经很深了。而且，不光是脑门。
　　“什么事，什么事呀?”
　　大家都从隔壁的房间赶来。听了长子的汇报，大家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
　　“呀！多好玩儿啊！”连七岁的次女也傲气十足地笑着。大家不约而同地都在抚摩自己的脑门。我看着这情景，说“没有事了，你们到那边去吧！”因为我多少有些不耐烦了。
　　刘德有 译
　　(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