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炎天》国内首部引进的村上春树游记

　　村上文学没有日本近代文学的记忆？

　　“人们之所以阅读村上春树，是因为他让我们从平凡的日常之中能感受到宇宙般的演艺现场，所以我们可以做大扫除、熨衣服、给朋友打电话，这些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日本学者内田树的新书《当心村上春树》，这么形容村上小说带给他的印象，书中他还列举村上文学几大怪，诸如:日本很多主流的文学评论家都不喜欢村上的小说；村上的小说没有父亲，老是那些所谓“触动人类心弦”的最原始的故事，不是生就是死，死去活来，一个套路走到底走到黑。

　　那么，其它文学评论家又怎么说？在旅日作家毛丹青博客上，可以看到《每日新闻》上一段评论家松浦寿辉与川村凑的谈话记录。“村上的短篇小说是一个容器，而且容器的精练程度相当高，说穿了，这跟一把总的文学钥匙一样，有了它，你就可以打开其它文学的锁，吸引世界上的读者。但是，他的文学没有日本近代文学的记忆，即便有，也没有记忆的厚度，感觉是随意就可以弄来的一篇小说一样。语言应该根植于乡土，盘根错节，但村上春树的文章既没土地的味道也没鲜血的味道，有的只是媚俗与撒娇的混合体，连这个有时也会被切断，所以读他的小说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确写得好，文学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

　　东京大学教授小森阳一的中译本著作《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干脆指出:2002年推出的《海边的卡夫卡》，之所以受到日本读者的热衷，是因为可以作为“疗愈”的故事阅读，这种效果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小说“诉诸大社会共有的社会性集体记忆，在片刻间唤起读者记忆之后，随即将其作为无可奈何之举予以宽许，甚至最终将记忆本身消解。”小森阳一教授最终认为:村上春树面对“东京地铁沙林事件”曾采取的直面时代危机的姿态，到了《海边的卡夫卡》已经不存在，因为“将自己的精神创伤通过解离化为若无其事之物，这种勾销记忆的行为，则意味着对于自身义务和责任的放弃。”

　　对比《海边的卡夫卡》的中文译版，就可看出译者林少华与小森阳一理解的迥异。

　　林少华先生更倾向于认为:《海边的卡夫卡》是一个少年精神成长史的一个剖面，因为村上在这篇小说序言中已经明确写出:“在这部作品中我想写一个少年的故事。之所以想写少年，是因为他们还是‘可变’的存在，他们的灵魂仍处于绵软状态而未固定于一个方向，他们身上类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那样的因素尚未牢固确立。然而他们的身体正以迅猛的速度趋向成熟，他们的精神在无边的荒野中摸索自由、困惑和犹豫。我想把他们如此摇摆、蜕变的灵魂细致入微地描绘在fiction　(小说)这一容器之中，借此展现一个人的精神究竟将在怎样的故事性中聚敛成形、由怎样的波涛将其冲往怎样的地带。”

　　“主人公田村卡夫卡君幼年时被母亲抛弃，又被父亲诅咒，他决心‘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他沉浸在深深的孤独中，默默锻炼身体，辍学离家，一个人奔赴陌生的远方。无论怎么看——在日本也好，或许在中国也好——都很难说是平均线上的十五岁少年形象。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田村卡夫卡君的许多部分是我又同时是你。年龄在十五岁，意味着心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碰撞，意味着世界在现实性与虚拟性之间游移，意味着身体在跳跃与沉实之间徘徊。我们既接受热切的祝福，又接受凶狠的诅咒。田村卡夫卡君不过是以极端的形式将我们十五岁时实际体验和经历过的事情作为故事承揽下来。”

　　“林译村上:零分？”通过译本，中国人误读村上？

　　从第一本《挪威的森林》中文版问世，翻译林少华的名字就始终在村上春树作品一侧，因此有“林家铺子”一说。但今年，这个翻译的权威性却遭到了日本一位东京大学学者的批评与质疑，语出其新书《村上春树的中国情结》。这位学者批评林少华的翻译对村上春树忠实不够。将台湾翻译赖明珠的与林少华的做比对，他认为赖明珠的口语化翻译，更接近作品原貌。林少华先生也在自己的博客上以《林译村上:零分》作了回应。

　　记者就此做采访，一位在中国从事图书版权工作的日本人倾向于认为赖明珠的翻译更接近村上作品的感觉。“村上文字有其先锋前卫的东西，林少华的翻译对其做了本土化的改造。”不过，这位日本版权人又同时强调，翻译从来都是风格多样的，“也许林少华的翻译更适于中国读者的口味，也更适合中国国情。”

　　一位名为“简嗜好”的博友在她的博客上，把另位译者的《村上菜谱》与林少华作品做比对，指出了林少华作品的译名错误。她希望作为一名普通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更完美体会一种接近原著的表达。”不过，无论是从林少华的博客还是“简嗜好”博客都不难看出，对这位日本学者的批评与赖明珠翻译不以为然的挺林派也不在少数。看来这真成了见仁见智的事。

　　采访译者林少华，记者也感到，这些说法并没有困扰他，手头的村上翻译仍在继续，三本游记结束之后，即将开始的是村上记录东京地下铁事件的书。他坦承自己多年已经习惯了批评。之所以还会写出一篇博客来反击这位日本学者的说法，是觉得对方还是有情绪化倾向:“一百个人翻译村上，就有100个村上。对于原作我们只能尽可能逼近，等于是不可能的。我翻译的肯定是我理解的村上。”“何况我在学院里教的就是翻译，怎么可能允许自己的翻译有太多的随意性？至于通过译本读到的是不是村上，那就借村上自己关于翻译的话来说好了——‘我想，出色的翻译，首先需要的恐怕是语言能力，但同样需要的还有——尤其对文学作品——充满偏见的爱……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只有充满偏见的爱才是我充满偏见地爱着的一个对象。’”(孙小宁）
 
    北京晚报  2007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