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面对矛盾，有的选择逃避和转移。依红偎翠，隐居山林，借酒消愁，或者是皈依宗教，都是一种心理自救方式，是他们在一场理想与命运的搏斗中保护自己脆弱的个体和刚强的人格独立的武器。如没有这一套心理自救的办法，根据弗洛伊德人同时具有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的观点，死的本能即指向个体自身，发展到极致时便是自我毁灭。青年，好比缺乏人生经验的初生牛犊，他们对理想和现实的反差更为敏感，也更加不能忍受，所以，青年文人厌世者在日本不乏其人，这里举出的是原口统三。

原口统三（1927-1946），“一高”的秀才，他就因为看不惯日本战败当时的现实，被现实的耍弄使他产生了“诚实，常常在所有的孤独中”、“表现，无非是宽容自己的量的多寡而已”的思想，他为追求独立精神，年方19岁时即投海自杀。

原口统三生于当年日本的殖民地原朝鲜京城府，1939年到伪满洲国奉天（今沈阳）读中学，1941年转入大连读“中三”，1944年在大连初中毕业后，归国插入“一高”文科班。1945年日本战败。1946年10月，苦闷中的原口统三在神奈川逗子海岸投海自杀。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20岁的习作》以及几本诗集（在自杀前已被本人烧毁）。原口统三以“殖民地之子”自居，在殖民地和回到日本后的所见所闻，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对社会和周围人的厌恶和反感，他说：“我生长的家、父母、兄弟、姐妹……我忍受不了这种温情，我要冷淡。我要进行精神上的冒险，这将拒绝一切温情。亦即归着于死亡”，“再没有比亲戚更叫人不愉快的了，明明没有什么可笑的，可他们有什么理由装出笑脸呢？”“我讨厌先辈。那些家伙摆出一付傲慢而煞有介事的臭架子，将后辈的现在和他们的过去混同起来。”

对战后日本的殖民文化，原口统三更是深恶痛绝。他说：“近代一些疯子们用外国文字的发音来表现外国文学，比用国语的发音来表现外国文学的上古日本人拙劣几倍！”“我们的民俗，肯定是一群白痴发明天才”。“只要日本人是黄皮肤，黑眼睛，只要日本人讲日本语，日本人就是日本人。这有什么可耻的？——日本人啊！”原口统三在家庭、学校、国家等问题上，试图追求精神的独立。他说：“我所在的地方，有孤独”、“我没有故乡”、“我的周围依然全是异境。”融不进战后社会的原口统三，几度想摆脱这环境，渐渐将自己逼进了死亡之谷。

原口统三自杀时才19岁，整个人生还没有展开；在追求真理的严肃认真、态度的谦虚谨慎方面，他却认为“表现，无非是宽容自己的量的多寡而已”，他因为日本语有局限，要创造“新的日本语”。作为最后的归宿，他“要去精神冒险”，实际上是要毁灭自己的生命。

原口统三年纪轻轻为什么非自杀不可呢？我们从时代背景来分析一下。原口统三的自杀发生在日本战败后1年零1个月的时间，日本投降当时，社会一下子进入了转型期，美国占领军进驻日本，天皇由神变成了人，信仰真空，殖民文化大行其道，物质极度缺乏，人们缺衣少食，致使黑市猖獗，人们思想空虚，堕落颓废。一切旧有的价值观统统要颠倒过来，人们特别是在一些极端爱思索的聪明人脑中，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过来。以原口统三来说，当他作为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孩17~18岁时，经历的是从殖民地逃回，又不得不目睹满目疮痍的国家现状。对照他们曾经被灌输的思想和教育，能独立思考者难免会产生被愚弄受欺骗的感觉，从而，怀疑一切，悲观厌世。战争结束了，可原口统三的心无法平静，他扬言自己是个“对人生失恋的人”，言外之意，就是对那样的人生，他已经不感兴趣。原口统三的死，折射出一场浩劫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原口统三的自杀，实际上是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城头失火”被殃及的一条“池鱼”。原口统三的自杀原因正在于此。

从当时来看，原口统三的自杀，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原口统三的自杀诚然是消极的，但对提醒人们严肃地思考人生，思考社会是不无启发作用的。研究自杀的法国的社会学者杜尔凯姆（1858–1917）将自杀分为四个种类：自我本位自杀、集团本位自杀、阿诺密（社会失去规范）自杀、宿命自杀。其中的阿诺密自杀指的是当时欧洲社会变动所引起的自杀。当时，传统的宗教衰退，家庭机能减弱、小家庭化，同业工会处于青黄不接，个体的自立、解放有的转化成个人的孤立化和原子化，进而转化成个性危机，从而引起一些人的自杀。原口统三的自杀即属于阿诺密自杀。文人特别是青年文人，在转型期，很容易陷入精神上的彷徨、灰心乃至悲观厌世。因而，学会多看到社会的主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努力去适应时代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