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安寺里边有一块安葬颇有名声的外国人的墓地。高大、苍郁的悬铃木下边，竖着一大片墓碑，棉花似的悬铃木花络绎不绝地飘落下来，在一片无声的寂静之中活动着的，只有一伸一缩，缓缓爬行的吉了虫，从光洁的大理石墓碑上的跌落到地上的声响。我读着这些从异国他乡万里迢迢来到这里，然后死在这里的人们的名字，抄录下几篇哀伤的碑文。
　　　　Our life and our jop who only spoke
　　and lived toflll our heartswlth bless．
　　沿南京路笔直朝同文书院方向走，靠近郊外处便是静安寺。我是独自坐黄包车去的。让车夫在门口候着，我便用心抄录起碑文来。每篇碑文里所保存的悲伤和怀念之情，从简短碑文的格调和词意间满溢而出，构成了一篇篇名文。
　　　　A precious one from us has gone． A
　　voice we loved is stilled．Aplace is vacantly
　　ill our home which never can be filled.
　　Faithful andtrue till death．
　　悬铃木花在形状各异的墓与墓之间堆聚着。静安寺的幽美和静谧，被公认是上海首屈一指的。显然，墓地成为名胜，在这座城市还未曾有过先例。而这块外国人墓地，却在他们死后仍能让我们感觉到一个人造的世界。身着教会服装的牧师，从铺着白沙的小路，绕方阵似地穿过尚未枯萎的蔷蔽花丛，寂静无声地走动着，在他们移动脚步的间隙，可以听到扑落扑落的声响，那是从大理石上跌滑下来的吉丁虫甲壳叩出的声音。
　　　　To know him was to love him.Since
　　thou bast callde me bressing what most I
　　prized，It neer was mine lonly yield thee
　　whatis thine
　　读着墓碑，便听到了那些还存活着的亡灵，从四处寂静的墓碑间发出的仰天呼叫。日本人的墓碑上只有戒名。可西方人的名字是一长串合在一块儿叫的。万念俱灰四处游荡的“皮尔金特之歌”，确实表达出了这块墓地的一种爽朗旅情。小鸟频频鸣啭，高大的树林深处，坐落着攀满常春藤的教堂，刻有厚实的十字架浮雕的门扉紧紧关闭着，不见有人前往造访。因是暮春的午后，花坛里只剩下蔷薇在争艳斗奇，两名身穿丧服的英国女子，手持花束打这儿走过。
　　　　Time may heal the broken heart．
　　Time may makd the wound less sore．But
　　time can never heal the longing，for our
　　dear brother come before.
　　这样有意思的碑文，正在我抄录下十二三条的当儿，刚才让我丢在了门外的车夫找来了。车钱都没付，就躲进墓碑里没了影踪，想来车夫对我起了疑心吧？其实，那天我是头一回独自上上海的街头，头一回单独一人坐车。我的朋友尤其不许我坐车，说，话都听不懂，坐上车后被带到哪里去都搞不清。甚至还讲了这么一件事，说是前些日子有位年轻的外交官，携夫人前去赴任，车子到住处后，再找坐后面一辆车的夫人，结果车和人都不见了，这人至今下落不明，丈夫多半已经自杀了。所以我也格外留神，不断靠脚走路，但终于走累了，同时也想冒冒险，便雇了车。车夫像是问我上哪儿，我便回他说去静安寺。可车子跑了老半天，像静安寺的那个去处却就是不肯露面，反而到了一片中国城区[注]，车子渐渐走近了中国人的群集深处，这儿的人看上去挺凶狠，而地方又猥杂，我一跳下车子，就看到一辆正溜达着走近来的车，车夫长相显得挺和善，便换乘上这一辆，让他再往回拉。虽说这位车夫比前边那位还要认不得路，我让他一直往刚才来的方向拉，总算好不容易找到了静安寺，便让他把车歇在门口等我。这位便是拉我上静安寺的车夫。
　　那还是十年前的上海。现在，这城市已有了若干变化。去年，去欧洲的途中，曾在这儿逗留过一天。沿黄浦江进埠头时见到的两岸风貌，跟十年前迥然不同，已有了大都会的气象。在我见识过的都市当中，除了上海，我想恐怕再也找不出可以与伦敦相匹敌的大都会了。抵达巴黎后，依然浮现在我脑子里，让我最感兴味并且难以忘怀的，仍是上海。在这座都市里，既有伦敦的影子，也有银座、巴黎、柏林的影子，恐伯连纽约的影子也可以找到。国籍各异的人们，在这块土地上，利用租界这一奇怪的场所与各自的首都争富斗豪；他们属于这么一群人，一旦归国，唯恐丢掉各种各样的饭碗，与其如此，还不如挟持自己国家的余威，在这儿跷着腿抖抖威风。他们有这么一份虚荣心，这虚荣，便是支撑这座都会的力量，是它的美之所在。它那无法预料、使人头晕目眩的旋转面，昭示给世人一种亚细亚式的钝重变动。上海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欧洲的，而像安上了无数金属滑轮，在混浊的土疙瘩上蠢动着的大龟。巴黎属于壮丽，而上海则是富丽，给人的感觉是，撑胀得都快承受不住的肉团，正从高层建筑的窗子里分泌出来。人们称其为恶之都，但在我看来，上海已远远超出了这种恶，它属于将来才会出现的那种恶。精神穿越过麻痹状态，默默发笑。正常人是无法揣摩这个世界上这些极为堕落的人们的生存状态的，在这里，堕落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种族各异的人们，将自己的传统和习惯弃若敝展，跻身于共同的本能之中，一门心思将理智用于经济，日复一日，在金银的差别之上度日。
　　巴黎是向上达到了顶点的都市，上海则是向下堕落到了极点的都市。说起来，无非也就是金钱、政治、女人、食物这些东西。要是把人类整缀到最为单纯的状态，那么也许就跟这个都市的居民别无两致了。因而，这里常常有人提到人的身段，女人只须长得漂亮，男人呢，唯有格外地拥有金钱和一点肌肉，那么幸福就成了掌中之物，艺术和哲学在这里是无用的累赘，而伦理则取决于人的穿着打扮、饮酒和借钱的方式而定。这里不存在什么别的麻烦事，只须留心伪币的鉴别和金银的落差，别走进小巷就行了。不过，在这个世界上，要读懂中国人的心理恐怕难乎其难，各国的外交便全是在上海翻了船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延续得最长久的，因而你不得不承认，人类在认识能力上所发生的变化，其变化幅度，都已记录进中国人的脑子里了，如果要研究人类，那么像中国人这样富有研究意义的民族，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这一整个夏季，我重读了一遍西方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大致都在眼里过了一遍。我察觉到，中国的历史进程与欧洲的历史之间，其差异不啻是一种东西方的差异。东西方在本源上本无什么不同，但不同的进路和取向，造成了各自习惯和思考能力方面的差异，由此，引进和择取欧洲的理性和分析能力，便成为使得东西方趋于一致的一种举措。在这种情况下，对日本说来，西欧的理性就有如一种强加的暴力之物，然而，中国却把什么都纳入到自身之内，新事物一经出现，便附着在它身上，将它作为滋养自身血肉的养分，在这一点上，古今皆然，一点儿都没变，在这块土地上，是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做危险的。
　　不思考鸦片、八卦和宗亲关系，就不可能理解中国，这是中国通们经常挂在嘴上的话。但鸦片是英国用来和中国交换茶叶时带进来的舶来品，八卦信仰，则源自于这个国家的数学和生殖力旺盛所形成的铁的规则，尊重宗亲，则是为了抵御盗匪劫掠而自然生成的一种坚固的保险和避难所。感官的满足尽在鸦片之中，对八卦的严守坚执则成为一种法律，亲族维系，便构成了一种类似于银行的保险信托机构。如果这三者确实有助于人，那么可想而知，余下的便都是些不实用的东西了。这种极其简单的思路，似乎自古至今，在中国是一以贯之着的。除此之外的一切，诸如美食、赌博、道德，在这里则统统成了一种交际的礼仪，一种游戏。用八卦来束缚自由意志的训D练，便成了一种顺从和听命于统治者的精神训练。统治者所依恃的苏联科学或英国资本，对被统治者们说来则什么部不是。“易”这种个人的立法既已栖居在脑子里，就不该将其打碎，不管怎么说，因为易是一种顺从的精神，也因此是一种什么都不信任的精神。对中国人说来，所谓神抵，便是自己的命运。能将几千年前就对人的命运作了统计的易经，一朝加以打破，这样的新统计学，至今还未见有人发明出来。不管妓女攒下多少钱，她们也不愿意脱身于苦界，因为按照易的说法，一旦脱出苦界，等待人的便是死亡。与其现在永无休止地承受死去的痛苦，还不如置身于娼妓这种苦界来得安乐得多。人一旦命数已尽，就得死去，人死了，易也就到了尽头。将这些当做法则来信仰的观念，是中国的一种传统。
　　然而，中国的知识阶级却早已完全倒了个个儿，无所顾忌，砸碎传统成了他们的实践，战争则成了达到这一目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抗日这一战争方式并非出自于自我觉悟，而是从别国习得的一种武器。马尔罗在《征服者》中所描写的加林便是波里海尔，他高喊着“要捣毁一切只有依靠战斗”，发动了广东暴动，矛头直指香港英人，暴动的火焰立即燃及上海，从而成全了蒋介石的勃兴，成全了他对共产党的反击，成全了他对整个中国独裁政权的掌握。然而时至十三年之后，却重又爆发了一场同样规模的战争。五卅事变当年，我曾在上海街头盘桓了两年，对之作过详细的叙述[注]。
　　让我到上海去看看的是芥川龙之介。在亡故的那一年，他对我说，你一定要去见识见识上海，所以翌年我便去了上海。到上海最初的感觉是，这里的一切都是在银子上流动着的。这一感觉极富感性，满街都是挂有“钱庄”招牌的货币兑换所，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我去设有黄金交易所的地方参观，尽可能多地了解金银交易的运作变动情况以及棉花的买卖方式，后来，随着关注的兴趣渐渐让租界内各国的组织和关系所吸引，我便意识到，上海不仅是世界上最新型的都市，而且还是一个不管你的民族有着怎样了不起的思想和传统，都将在这里显得一无用处的地方。各国从这里所捎回的东西，无非是在将一种谬误搬运回去。同样，我觉得中国人自身也肯定对这一都市犯有过错。若对这一难以理解的城市不加关注的话，那么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便会遇到政治在东洋难以实施，以及整个世界的政治和商业无法运作的危机。我以为，这一城市的重要性已经到了需要加以夸张的地步。去欧洲，一开始就能让我感觉到确凿无疑的真实性的，便是各种各样的地下埋设物。恐怕只有在上海这样的都会里，数学才是无能为力的。在这里，与科学比邻而居，一字儿排开着，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谐调的，便是易经占卜测卦的地摊儿。
　　竖在静安寺里的这些墓碑的主人，对长流不息运转在东洋历史中的易，也许一无所知。用星象来解释天地万物，如何对以墓碑为界的人类命运作出整顿，如何将众多的生命束缚在卦术之上，他们也许是对之一无所知而终其一生的吧。欧洲理性是一种无从估算人之生死的理性。当东亚的墓碑只是死寂无声、对世事早已不存任何指望的墓碑时，欧洲的墓碑则属于一种不断呼喊着的活着的墓碑。
　　　　We loved her Yes，no tongue can tell
　　how much we loved her and howwell but
　　God loved how too，and thought it best to
　　take her home withhim to rest.
　　我抄录着碑文，一边感到最最让我困惑和无法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人要有白人、黄种人和黑人之分？游历欧洲时，就因为我是个黄种人，而遇见过许多令人很不愉快的观念和事。然而，站在他们的想象立场上来想象黄种人，同样也会感到黄种人的种种不合情理。只要西方银行仍掌握着它在通货上对东亚的制约权，东亚就不可能梦想获得和平，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无可逃避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