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日“新思维”，在中日两国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在中国，舆论界乃至学界一片哗然。网上出现大量激烈的批评甚至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谩骂，学界对马立诚的观点，蔑视的说是外行人的遐想，中肯的则认为这有些一相情愿，既缺乏对现实利益关系的分析基础，也缺乏对历史问题复杂性的深刻理解，更忽视了民众情绪左右舆论和政策选择的力量。

　　在日本，“新思维”激起了日本舆论的广泛兴趣。媒体铺天盖地对该讨论进行转载，《读卖新闻》甚至猜测，这是新一届中国政府“投石问路”，意味着中国政府对日思维未来“将发生巨大转变”。两篇“新思维”文章的作者也被邀到日本四处演讲。

　　在我看来，中日之间现在这种保持着总体上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但经常有些贸易和历史问题摩擦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既相互依赖又难以深交的“正常的关系”，反映了中日两国的利益均衡。在国际关系问题的分析上，不能有主观情感和浪漫的色彩，以为感情好了就会怎么样。那句老话，即国际关系中“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大致是对的。

　　平心而论，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利益还是非常重要的。从1979—2001年，日本对中国提供了约折合2 000亿元人民币的长期（30—40年）低息贷款（1%—2%的利率）和约折合50亿元人民币的赠款，援助中国150项工程，其中包括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南昆铁路、武汉天河机场、秦皇岛码头等等。2002年中日两国之间的直接贸易额达1 037亿美元，日本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外贸顺差来源国，也是继香港、美国、中国台湾之后对中国的第四大境外投资实体，而中国已经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之间的贸易互补性也很强，中国出口到日本的产品主要是纺织品、鞋、玩具、塑料制品、材料类工业制品以及各种农副产品，日本出口到中国的则是电器、机床、汽车等。

　　中日两国的关系不会太坏，因为中国寻求快速发展，需要日本在资金、技术上的支持以及产品出口上的配合，日本也需要中国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一旦发生贸易战，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对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打击，对日本的低迷不振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2001年“中国大葱”与“日本汽车”的贸易战就很能说明问题。开始时，日本迫于国内农业劳动者和舆论的压力，对中国大葱、香菇、蔺草席三种农产品实行200天的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并对可能增加的进口配额准备分别实施256%、266%和106%高额关税。作为反报复，中国则宣布要对日本原产的汽车、手机和空调实施100%的特别关税。但最后几经谈判，双方达成和解，日方决定不启动对三种农产品的正式保障措施，中方决定撤销对三种日本机电产品的特别关税措施，双方通过政府和民间两个渠道，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并加强两国农产品贸易合作。

　　但中日关系也不可能建立盟国式的亲密，中日关系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日本的外交是以美国为轴心的，对中国来说，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打破太平洋地区现有的势力格局，影响到冷战时期美日建立的亚洲防御体系，“沉没的日本，升起的中国”的说法，在亚洲问题的国际会议上经常被提到，这是日本关于“中国威胁”忧虑的由来。

　　不过，中日两国确实应当把具有深层心理情感因素的、已经过去60多年的历史问题与国家战略选择中显而易见的现实利益问题，在具体处理的过程中尽量分开。前者要经过长期的相互对话、沟通、理解和磨合才能逐渐疏解，历史本身就是最好的良药。后者则要通过保持适当的利益均衡和互利互惠才能长治久安。

　　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秘书长、日本庆应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所长国分良成教授，送我一篇他为纪念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30周年发表在日本《外交论坛》上的文章，题目是《日中关系应当建立超越“1972年体制”的新关系》。他在文章中认为，支持1972年中日关系蜜月体制的经济、政治和国际秩序等因素，现在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日友好”的口号发挥巨大威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正处于尚未建立新关系体制的不稳定状态，必须在中日之间以互利为基础建立成熟的“成人”关系。这大概也可以说是一种日本学者的“对华新思维”吧！

上一页  [1] [2]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