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对日本女人的认识，是来自于小时侯看过一本连环画——《啊，野麦岭》。野麦岭上有家巢丝工厂，巢丝女工白天黑夜地把手浸泡在药水里为工厂主抽丝剥茧，同时自己的命运也象蚕茧，被工厂主抽丝剥茧，生活多舛无助，悲惨无奈。后来，看过一部叫《阿信》的电视剧，阿信忍辱负重，不畏任何风险，白手起家，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起伏，最后创下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基业。野麦岭的女人身遭欺凌，软弱默声，看过之后，叫人顿生一种悲吝情怀。阿信，一个女童工，为着一个执着的信念，跪在火炉边，寻求生活的存在之道。电视剧《阿信》中的阿信的形象是以八百伴集团前总裁和田一夫的母亲作为原形的，阿信的形象，其实就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人的象征，当时的日本人不舍昼夜地“顽张”（日本语“尽力”的意思），阿信及阿信们的艰苦创业，使日本经济到达了鼎盛时期，记得《阿信》的最后几集中，阿信已年近六十，经营一生的事业，遇到了极强的竞争对手，面临倒产，但阿信并不慌张，她坦然的说，如果没有了，那我就从头干。这出自日本女人口里的话，谁听了都会在心底里翘起大姆指。
    
    我真正第一次结识日本女孩，是一个留学生，初次见面，并不觉得日本女孩有阿信的影子，如果不说话，还真以为是内地某个山村的学生，穿着对襟衬衣，刘海挂满额头，一副怯生生的样子，但在交流的过程，那种对待学习象拧螺丝钉一样的教劲精神，叫我感动不已。当我问她现在的日本女学生是不是都是这么踏实、较劲、一丝不苟，她告诉我，据她所知，现在有不少女学生在读书上不是这样的。当我问她，现在的日本女人是不是嫁人之后就守在家里做主妇。她点点头接着有摇摇头。由于语言障碍，我不知道她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当我来到日本身处日本社会的时候，我就明显地感觉到日本男人在骨子里是看贱女人的。男人问初次见面的女人，总是说“御主人は何をしてぃますか？”（丈夫是干什么工作的？）在日本，女人得叫丈夫叫“主人”，丈夫向别人介绍老婆是，叫“家内”。在日本，我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一家人出去，昂首挺胸走在前面的总是男人，主妇胸前兜着孩子，低眉顺眼地跟在后面，进电梯时，主妇按着键，等主人孩子进去后，自己再进去，最后出来的仍是这个主妇。
    
    记得我去日本留学之前，有位人大代表在两会期间提出一种“让女人回家”的议案，立即遭受各方质疑，特别是持妇女解放主义者的斥驳。女人该不该回家？结婚后该不该在家里做主妇？我们可以听听日本女人的一套逻辑：女人嘛，首先是妈妈，女人不会傻到边工作边做妈妈，那样会累死的，应该是“主人”挣钱，主妇抚养孩子，等孩子长大后，如果“主人”不合意，再跟他离婚也不迟，日本法律规定财产各人一半，到那时“主人”已经退休了，不能挣钱了，可的不是主妇而是“主人”了。道理还真气壮吧，真不知道日本男人听到这番话，会不会气得跺脚或趁早把这个“家内”给休了。
    
    要说日本女人都躲在家里做主妇，对现在的日本来说，也不全面，在我所读的大学和我去办理外国人登录证的市政府，满目都是女职员，一位陪同我办理外国人登陆证书的平井先生告诉我说，近几年日本经济不景气，靠一个男人挣钱养家财力不济，女人这个时候必须走出家庭，冲向生产第一线，象国内的妇女同志，顶起家庭和社会的半边天。
    
    刚到日本，我发现无论是电视还是报刊，一组流行偶像组——“モニン—ダ娘”在日本颇受关注。她们以幼小、可爱得到人们的狂热崇拜，按国内的眼光，这群少女只能在少儿节目里蹦蹦跳跳，想不到在日本的大庭广众的舞台中，搔首弄姿、伊伊爱爱，狂受日本男人的迷恋，真叫人大跌眼镜。
    
    东京有个涉谷区，该区以年轻人的“游玩天堂”著称，并成为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女人们的新时装的发源地。“涉谷区”以怪、奇、丑及低俗的化妆为“美”，以染头发、描白眉、穿皮短筒裙、蹬高跟鞋、手拿电话为新潮流，当日本著名的小品文学家李长生见到这种情景时，情难自抑地说：“涉谷大街上走的都是木乃伊。”
    
    从阿信、到“モニン—ダ娘”和涩谷女，这是不是日本女人对日本当今社会的一种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