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是个没有典型特征的人，还是独身，在一家普通的公司上班，地位平凡，工作也一般。假使硬要举出特征的话，那就是普通这一点。他住在并非高级的普通公寓里，每天回来后，不是看电视就是看周刊，以此消磨时间。
　　圭那天也是拿着周刊，看完后轻轻一抛，嘴里嘟哝道：
　　“光是内容贫乏的报道，每天的生活真是无聊。要是有钱的话，我也能享受点愉悦的心情吧。”
　　这时，圭听到有人说话。
　　“叽叽咕咕说什么呢？”
　　是女人的声音。圭纳闷：
　　“奇怪，电视关了呀。”
　　不用检查，电视机没有插电源，但还是有声音。
　　“是这边。”
　　声音兴奋而且急躁。圭环顾室内，弄清了声音的来源。一个女人从刚刚抛掉的周刊里钻出来，当然是个非常小的女人，身高大约十厘米多一点。她接连不断地干了一会儿奇妙的事，从杂志里陆陆续续抽出钞票，一张一张叠起来。钞票跟真的一般大小，她坐在那叠钞票上面时，样子好比坐在椅子上。
　　“这是哪码子事？”
　　圭问。在这个不可想象的场合下，也是不能思路明晰地提出明确的问题。她一边摇晃着腿，一边回答圭：
　　“不是什么都行吗？你感到无聊，又没有钱，我来替你解决呀。”
　　“可是……”
　　不知道如何表达才好，圭弯下身子仔细打量她，除了身材小这一点外，与一般的女性没有分别，是个微型美人，神态似乎也聪明灵利。不过，看上去总有点浮躁、轻佻的感觉，让人产生不出好感。圭不肯作答，女人焦急地催促：
　　“哎，怎么啦？要是败兴，我到别处去啦。”
　　“我没想拒绝啊。”
　　圭被垒在眼前的钞票迷住了心窍，好奇心也在上涌。女人浮着笑脸点头，还微笑地喊道：
　　“救命啊，有人要杀我，啊……”
　　从这样丁点的身体里竟能发出尖锐的惨叫，简直匪夷所思，大脑仿佛被搅得天昏地暗，圭捂住耳朵，闭上眼睛。可是重新睁开眼睛的时候，女人消失了身影，只留下那叠钞票。
　　“我完全弄糊涂了，发生什么事啦？”
　　圭呆若木鸡，当然也不能永远呆下去。不久，门外传来人声，还有敲门的声音。拉开门，涌进纷乱的人群。既有公寓的住户，也有管理人员，还有陌生人。他们纷纷提问：
　　“发生什么啦？”
　　圭语无伦次地回答：
　　“没，没特别……”
　　“是吗？哎呀，有一大叠钱啦！是你的吗？”
　　“不是。”
　　人们交替地重复相同的问题，圭抱着头回答：
　　“是有事。”
　　“是不能讲的事吧？”
　　“我看差不多。啊，那一大叠钱是你的吗？”
　　“嗯，是别人送给我的。”
　　圭思维错乱，回答漏洞百出。虽然前后矛盾，对他来说，哪个答案都是真实的。但是别人不理解其中的缘故。夹在那些人当中，有一个陌生人好象在警察部门工作，他推开人群，坐下来，开始提问：
　　“你要如实回答。”
　　“我说是如实回答你们也……”
　　“很多人听到了女人的惨叫。”
　　圭努力想解释得心服口服，一会说在打磕睡，一会说在做梦，一会说是人们的错觉，对方当然不信。
　　“那叠钱是怎么来的？”
　　钞票不会从梦中掉出来，圭终于道出了小女人的细节。对方不作记录，皱着眉头说：
　　“少浪费时间，尸体在哪里？是在窗外等候的同伙运走了吧？”
　　“我不是开玩笑……”
　　“还在狡辩，你要明白，你现在是嫌疑人，”对方提醒说，查出被害人就是杀人事件。他们带着警惕的目光先走了。
　　他们走后，圭却不能轻松下来。那批人前脚刚走，另一些人又纷至沓来，还有新闻社、周刊社、电视台派遣的记者。就像沙尘暴一样，老是纠缠相同的问题。一旦沉默就被告之：“是否可以解释为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硬着头皮回答，马上又会出现漏洞。问的人思维冷静，回答的人处在混乱状态。麦克风冲在面前，闪光灯不停拍照，照明灯刺眼灼目，电话铃声不断，提问依然一个接着一个。至于是如何应对的，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圭精疲力竭，连眼睛也睁不开了，那帮人才悻悻离去。圭用最后的力气锁上门，倒头睡下。
　　睡过半晌，醒来，耳边传来声音。
　　“怎样，相当不错吧？”
　　是那个小女人！正用刺耳的声音低声说话。
　　“你到那儿去了？”
　　“我在灯罩上看热闹呀。”
　　“好一个冷血动物！幸灾乐祸地看热闹。”
　　“并不特别有趣，那场面我看多了。”
　　“为什么要把我卷到这个事件中来？”
　　“是你答应了的事，另一方面也是我的工作。”
　　“你到底是什么人？”
　　圭总算绕到了核心问题，女人爽朗地回答：
　　“我是周刊杂志的妖精，大众传媒的恶魔。”
　　“不可能有那种人！一定是我的什么幻觉。”
　　“就算是一种幻觉吧，但对你来说却不是。”
　　“按你的话讲，那是谁的？”
　　“是那些靠周刊杂志等大众传媒生活的人。他们一心盼望发生什么事件。也许是他们的愿望，也许是他们的执着，也许是他们的潜在意识在某种作用下凝成一团，形成了我。没法子。”
　　“我心里好象明白了，又好象没有明白，可是那叠钱是怎么回事？你从哪儿弄来的？”
　　钞票还留在地板上，进来的那帮家伙因为互相盯着，没有人浑水摸鱼，顺手牵羊地拿走。
　　“大众传媒部门与银行不同，有些钱平白无故地消失了也不会有人惊惶，我就把它们积攒起来。”
　　“你常干这种事？”
　　“可以这么说，不过不是经常。只要有段时间没有大新闻，我就只好做出一点事来。我曾侵吞过公款，谎报过盗窃案。包括你，大家通过周刊都看过这类报道。当然，总不能老是使用同一种手法吧。所以这次就来了个新鲜的。”
　　“糟糕糟糕，我被你这个大坏蛋坑了，快把钱拿走！”
　　“哪能呢，在我没有把事情办妥之前……”
　　这个什么周刊杂志的妖精，大众传媒的恶魔钻进电视机里面去了。圭感到在做一场厄梦，难受得很，又由不得不信。
　　从第二天开始，圭完全丧失了平凡的自由，上了电波，变成了铅字，弄成了照片，像溃堤的洪水和四处逃散的鸟群一发不可收拾，自在地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是谜一样的谋财害命吗？”、“惨叫和钞票”、“失踪的被害人”、“同案犯逃匿何处？”，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富有刺激性的标题。有识之士粉墨登场、各抒己见。既是绝妙的话题，又是愉快的读物。这些事当然除了圭本人之外。数日后，相关报道渐渐式微，突然有一位女性站出来说：“那些钱是我的”，并发表文章，但是马上又被证实纯属虚构。然而，话题就是话题，在声明和证实的过程当中，又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胡闹！又是你的杰作吧？”
　　圭对再次从碎纸篓里钻出来的妖精说。
　　“你爱怎样想就怎样想。”
　　“收起你的把戏！”
　　“不行呀，你的事，大家不是很快乐吗？从事这项工作是我的崇高义务。”
　　看来不会善罢甘休。圭无处可躲，外出会被人认出，更不能去上班。呆在家里闭门不出，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客人纷至沓来，得不到安静。他甚至想：倒不如拘留在警察局里。想自首，既交不出尸体又供不出同伙。他想在某处静处，去旅行社商量，又派生出新的话题，是准备逃跑吗？想买安眠药转身来到药房，一个好象跟踪的男记者又节外生枝：
　　“要自杀的话，请在自杀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我将给你一大笔钱。”
　　只要处在大众传媒的包围中就不会有自由。圭终于下定决心，干脆快刀斩乱麻。于是来看神经科大夫，他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又成了话题，什么装病啦；什么受到良心的苛责啦。圭毫不犹豫，这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他对医生一五一十地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医生颇为棘手，虽然可以轻而易举地诊断为妄想症，可是无法对钞票自圆其说，而且草率地下结论连自己也会被牵扯到事件中去。要是诊断为病人，记者就要赶来刨根问底打听其依据；要是诊断为心智健全，打发回去，在半路上自杀了的话又于心不忍。医生进退两难，索性对圭进行全身检查，发现内脏有点毛病，把他送进了专科医院。对圭来说，对这个结果也没有大的不满，因为总算能够逃避纷扰。
　　妖精时刻不离左右，也并非特意照顾病人，而且一有人来就把自己隐藏起来，客人一走又露出形影。圭早已作好准备，一切悉听尊便，就决定暂时呆在这儿，用那笔钱支付医疗费用就是了。尽管来历不明，没有受害人出来申辩，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那笔钱。
　　后来，妖精告诉他：
　　“我就要告别了。”
　　“别说告别，可以继续呆下去。”
　　“你把我想成了誓不两立的死对头，以为又想好对策来害你，不是的。老呆在一个地方，作为大众传媒的恶魔就不管用了。”
　　“随你的便，我反正贯彻我的既定方针。”
　　妖精在枕边的花瓶里消失了，如她所说，似乎不再回来。但是圭继续过着住院生活，要是出院，一定不会轻松。
　　几个月后，圭出院了。本来想继续住下去，可是那笔钱已经花光了。钱是花光了，生活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对圭而言，要说有变化的话，就是变更了住处和工作单位，其它一切都回归普通，在人们的头脑里没有留下任何残迹。有时在电车里极偶然有人投来似曾在哪儿见过的眼神，仅此而已。
　　在单位也是一样。一天，与同事们喝酒，醉意正酣的时候，一时没把住嘴，说道：“我曾在媒体里被好好炒作了一番，”挨了句“别吹牛，”就没有了下文。人们的话题正集中在眼下发行的周刊杂志上。那里当然有闹得沸沸扬扬、令人耳目一新、富有刺激、带着神秘色彩的新闻事件。
　　 赵其仁 译 2001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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