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武无侠”很可悲

 

我一直都说，“武”是尚武的精神，“侠”是伟大的同情。并非一定要有武功才是“侠”，文士照样也能是“侠”，只不过具有侠义思想的人若会武功，就更能推动他的侠行义举，如此而已。

“侠”是我们的国粹，战国末期发源于墨家。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一辆车，“侠”和“士”就是它的两个轮子，不可分离。所以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出儒入侠”，文人出去向来也是“琴剑一肩”。并且，“侠士”也是中国唯有。日本虽有武士道，但也只能称为武士，西方有些人虽被冠以“侠”名，但也是由我们中国人翻译过来的，他们都没有中国“侠”的定义。

司马迁在《史记》里把“侠”定位得很清楚，“侠”是同情弱者，与穷人共呼吸，反抗暴政，哪里有黑暗，哪里穷苦，哪里民不聊生，哪里就有侠士。最黑暗、最不幸的时代恰恰是侠士诞生、出现的地方。武侠产生在法制不健全的社会，这也注定了侠士未来的悲剧结局。

谭嗣同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侠客。他会武功，但不用自己的剑去做任何事，而用“侠”的义气去推翻暴政。戊戌政变，他早知道慈禧太后要去抓他，但没有逃跑，坐以待毙，还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最后殉道。再看我们的江湖女侠秋瑾，她何尝不是这样？在就义前，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这是多高的情操？为义而捐躯。

这才是中华民族的国魂所在，侠魂所在，在国外很少看到。所以，我说“侠”诞生在这样的时代里，本身就有悲剧的趋势，但死而无憾。相反，在一个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世界，如果侠士在此终老一生，那才是他最大的悲哀。

对有这样生命高标的侠客，每次我下笔写他们时，心里肃然起敬千层感。我绝不敢游戏，让他们胡乱打杀一阵子。当然武打也很重要，因为没有很好的武功来做陪衬，就不是成功的武侠小说。武侠小说离不开幻想，但幻想里要突出真诚。

我常常讲，一些西方好莱坞影片和港台影视剧，灌输给我们的恰恰相反，他们所谓的武侠片、武侠电影，就是打斗而已，打得层出不穷，再也翻不出新花样。如果我们的年轻人所接触的武侠仅仅是这些，我觉得很可悲。他们没有接触到正统的武侠思想，失去了追求正统的渊源，甚至更年轻的小孩以为乾隆皇帝的武功比康熙皇帝的武功好。你能怪这些孩子们吗？虽然电影电视打上“戏说”的名，但这种错误多了之后就变成了真，尤其对那些刚刚开始启蒙的孩子，他们以为这就是侠士。如果这一代孩子长大成人，再把这些灌输给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历史将被混淆到什么程度？我们的侠义精神将被混淆到什么样的地步？想到这里，真是一身冷汗。

作为一个武侠小说作家，我之所以声嘶力竭地到处呼唤，就是要唤回真正“侠客的灵魂”，这绝不能轻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每一条都是武侠所遵守的。中华五千年的道统思想，几乎在武侠小说里都有体现，绝不仅仅只是一场打斗。如果一部武侠小说、一场武侠电影，看过之后只是一场热闹，那大可不必。我常讲，任何一种类型的小说，都可以只讲究艺术的成就，唯独武侠小说不可以这样，除了要好看，还要侠义精神在其中，如果没有侠义精神作为骨干，就不配称为武侠小说。

我们的“侠”道一以贯之，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现在，被历代的人民所喜爱，就是因为其骨子里是伟大的同情，是为贫穷者、无助者呼唤，是向强权抗争，是舍身为广大的贫苦大众谋取福利，这才是武侠最正当的坐标。舍弃这个思想，我觉得都不是武侠传统的价值。侠士所用的“剑”本身就不是杀人的兵器，剑，拔出来就是中庸之道，不偏不倚，阴阳调和，正气。我的小说中的侠士，最正派、最厉害的永远是用剑，绝不用旁门左道的奇怪兵器。

再看中国的侠士，跟日本的武士道绝不相同。虽然日本的武士道也讲忠，甚至准备随时切腹自杀，但只是愚忠。与中国武侠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凡事听从君主。如果是忠心爱国的人，这可说是忠义，如果他的君主是昏君，那不是助纣为虐了吗？而我们的侠，永远不会向权势低头，永远站在穷苦大众一边，来去自如。如果要做的事违背良知，他宁可自杀也不会为昏君去做，而为了那些需要自己帮助的人，他会竭力去做每件事。

这就是我们的武侠跟世界上其他任何武侠不同的地方，几乎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侠士。我们何其荣幸，能进入到这样一个传统中。我们历代的思想，岂能轻轻就将其放弃？岂能跟哗众取宠的打斗混淆在一起？

我常说，如果武侠小说在我们的时代消失，那是我们民族的一大悲哀。所以我一再呼吁，现在的年轻人如果还想继承，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一以贯之的侠道精神。甚至，新武侠小说可以用不同的笔法，可以融合进侦探、科幻等因素，但最重要的，侠士具有的侠义思想，千万不能丢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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