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的研究，做为一门专学，学界称之为 “蒲学”。“蒲学”与“曹学”(曹雪芹及其《红楼梦》的研究)，“阳明 学”(明代王阳明学说的研究)等并驾齐名于文史领域。蒲松龄及其 《聊斋志异》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不愧为世界 文学宝库中的一大瑰宝，《聊斋志异》现已被译为英、法；德、日、俄 等二十多种文字。

    蒲学在世界上影响极其深远，尤其是在亚洲更广为人知，深人 人心。早在日本明治时代(相当于清光绪年间)，《聊斋志异》就已被 文学先哲译为日文广为流传。古往今来，一代代的日本学者坚持不 懈地对蒲学进行着研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立论新颖的见 解，《聊斋志异》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估量的影响。半个多 世纪以前，当日本发动罪恶的侵华战争时，军国主义统治者在日本 国内施行高压政策，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为加强对于思想和言论 的监督和控制，1937年9月把内阁情报委员会升级为内阁情报 部，作为统制言论思想的中央机关，对报纸杂志和出版物进行严格 检阅，所有的文化艺术和新闻报导中均充斥了支持战争的内容。即 便形势如此严峻，当时的日本电台仍允许播放《聊斋志异》的评书 演播节目，它成为当时的日本人民难以得到的一种文学享受。日本 著名评书艺人东野英治郎先生曾是当时的播讲人，日本友人忆起 当时的情景说：“收音机中传出东野先生的滑稽而富于风趣的声 音，那些穿墙透壁、钻山跃岭、从天而降的鬼魂神仙的形象仿佛真 的浮现在眼前，东野英治郎先生讲得绘声绘色，具有很强的模仿 力，模仿神仙像神仙，模仿鬼魂像鬼魂，他的声音偶然传人耳廓，便 能打动我们的心灵，听众情不自禁地被他带进了虚无飘渺的仙境 之中。当时，日本正处于战火硝烟之中，随战争而来的是饥饿和社 会的动荡不安，对挣扎于困苦之中的日本国民来说，东野英治郎播 讲的《聊斋志异》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如今，战火已远离日本，用以 收听广播的电子管收音机也早已从生活中消失，但是，东野英治郎 先生那阔达飒爽的语调依然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它曾给我们的 悲惨生活增添了欢乐，至今仍想再次聆听。”从此，我们不难看出 《聊斋志异》在日本人民的心中扎下的根究竟有多么深。

    进人明治时期以后，日本人已开始接触《聊斋志异》的翻译工 作，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和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等著名图书馆都 藏有较好版本的《聊斋志异》。矢野龙溪先生从明治三十年(1897 年)起的两年之内，曾任日本驻清朝王国的特命全权大使，矢野先 生对中国文化的亲近大概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亲身经历和生 活体验使他对中国的大众文化有了深刻的理解。回国之后，他创办 了《东洋画报》，聘日本文学泰斗国木田独步任编辑，并请他将《聊 斋志异》中的《竹青》(译为《黑衣仙女》)、《王桂庵》(译为《船上的少 女》)、《石清虚》(译为《石清虚》)和《胡四娘》(译为《姐妹》)等几篇 作品译为日文，发表在《东洋画报》上。国木田独步先生的译文简洁 明快，博得众人好评，为日本的蒲学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当时， 一些守旧的日本文人看来，《聊斋志异》不过是说妖谈鬼的消遣读 物，国木田独步身为日本近代文学先驱，在日本文坛占有极高的地 位，那么，他为什么会“屈尊”涉足被视为异端消遣读物的《聊斋志 异》的翻译工作呢?这其中除了国木田独步与蒲松龄产生丁浪漫主 义的文学共鸣之外，恐怕还应该说国木田独步不愧为文学大家，他 的确独具文学慧眼，认识了《聊斋志异》的文学成就，毅然为日本拉 开了蒲学研究的序幕。继国木田独步之后，又有很多日本文学家对 《聊斋志异》进行翻译和宣传工作，较早的有蒲原有明和木下奎太 郎(剧作家)等人，从大正时代(1910—1925)到昭和时代(1925一 1989年)初期，《聊斋志异》在日本得到进一步的普及，成为家喻户 晓的名著。昭和二十八年(1943年)，柴田天马先生的《聊斋志异》 的译作荣获日本每日新闻社出版文化大奖。不言而喻，柴田天马和 田中贡太郎的翻译水平与早期相比已有较大进步，使得《聊斋志 异》在日本的知名度得到进一步提高。

    当然，日本人对《聊斋志异》和蒲松龄的认识也有一个由浅人 深的过程。早期，“支那趣味”一词流行于日本文坛(“支那”即中国 的意思)，日本著名文学家芥川龙之介及佐藤春夫均对“支那趣味” 抱有浓厚兴趣，尤其是佐藤春夫对于中国的通俗文学表现出极强 的关心，他将大量的中国通俗文学的作品介绍给日本读者，《聊斋 志异》也被夹杂在其中，并成为主要的部分。当时对《聊斋志异》翻 译及研究工作均以“支那趣味”为出发点，因此，难免在对《聊斋志 异》的认识方面产生一些偏见和误解，有的日本人认为《聊斋志异》 不过是化成美女的花妖狐仙迷住青年男子以吸取其精髓的故事集 合罢了，或是一些离奇的梦幻境界的描述，这样的认识显然过于肤 浅，是一种来自于“支那趣味”的成见。二战后，日本的蒲学研究有 了很大进展，对以往的观点予以了批评和纠正，如今“支那趣味”一 词已经销声匿迹。日本学者稻田孝先生指出：“‘支那趣味’使人对 《聊斋志异》产生误解……那样的成见将《聊斋志异》的古典世界封 闭在极为狭隘的范围之内，使它显得十分贫乏和单薄。实际上，《聊 斋志异》始终是阔达自由的，它所寻求的是人类的精神解放，它的 目的是要使人能够生动活泼地活着，这才是《聊斋志异》的本意。” 由此可见，日本的蒲学研究不仅历史久远，而且在不断地进步和发 展。中日两国的蒲学研究有着紧密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 蒲学研究产生了质的飞跃，在此影响之下，日本的学者已充分地认 识到《聊斋志异》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价值是不可动摇的。

    昭和十六年(1941年)，日本著名小说家太宰治受到《聊斋志 异》中《黄英》这个短篇的启发创作《清贫谭》一文，发表在日本《新 潮》杂志上，起首部分这样写道：“《黄英》的原文不过为1834个字 的极短的小说，但是，读来令人产生种种幻想，我便将幻想原原本 本地写了下来。我以为，《聊斋志异》中的故事与其说是古典小说， 不如说更近似于一种地方传说，并以地方传说为主线付予任意的 遐想而已。”这种观点显然带有偏面性。对此，稻田孝在近期出版的 蒲学专著中提出批评：“无疑，引导读者产生无限的想象是《聊斋志 异》的一大趣味，但是，遗憾的是，太宰治先生认为《聊斋志异》中的 故事非古典小说，而近于地方传说，这种观点有些离谱。所谓地方 传说，只是某一地区流传的老话、传说、神话之类的珍奇轶事罢了。 的确《聊斋志异》中有不少以此类故事为素材的篇章，同时，源于古 籍或史实的也为数不少。不过，蒲松龄并未将它们原封不动地搬人 《聊斋志异》，而是对其施以显然具有作者独特风格的形变，使其成 为新创作的作品，作者的创作思想便蕴涵在那风格独特的形变之 中。我们作为《聊斋志异》的研究人员，认真地研究和探索蒲松龄是 怎样使地方传说发生脱胎换骨地变化并达到文学飞跃的，这才是 我们的重要任务……不管怎么说，仅将蒲松龄当作地方传说的收 集者，却无视其进行文学创作的巨大成就，总觉得是偏离了方向。” 由此可见，日本的蒲学研究是在不断进步的，当然，在思想深度方 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日本的蒲学研究也有其鲜明的特 点。他们注重于客观性，注意实际效果，认真发掘蒲学的历史渊源、 学术研究气氛生动活泼等等。

    有的日本学者认为：与其称《聊斋志异》为小说，不如称之为讽 刺故事，以中国文学史的观点来看，《聊斋志异》的行文和内容可以 算是志怪小说，当然，它与现代的“小说”这个名称很不相称，其中 一些极短的小故事根本无甚情节，即使是篇幅较长一些的也不具 有迂回曲折的故事情节……它与日本的文学随笔也不尽相同，日 本的随笔以抒发个人感情为目的，而《聊斋志异》则追求故事的趣 味性，至少，可称《聊斋志异》为小说和讽刺故事的集合。上述观点 不一定准确新颖，但它仍不失为对蒲学的一种探索。

    最近，日本学者稻田孝先生在一部蒲学专著中写道：

    中国文化之源泉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和先秦时期，讽刺 故事的文学形式大概也可以到那个时代去寻根求源。从这一 点出发，《聊斋志异》也应属于传统文学的范畴。如果将文学的 范围拓展得更宽广一些的话，在《孟子》之中也有不少世代相 传的小故事，其中有一篇描写宋人为了加快小苗的生长而拔 苗的故事(《揠苗助长》出于《孟子·公孙丑上》)，如果孤立地 看，它就是一篇典型的讽刺故事。在庄子和列子的著述中均可 以见到类似的内容，韩非子的著作中同样收有此类小故事。战 国时代的思想家们须到各诸侯国去向国君们讲述战胜对手统 一天下的哲理，讲述揭示人类及社会本质的道理，他们的论据 多为寓意深刻的小故事，借以宣传自己的主张，这便是“游 说”。竹井照夫先生指出，上述的讽刺故事好象是说客们游说 必不可少的材料，是有意记录下来的。说客对于人生、社会、风 俗习惯和人性的高明而敏锐的洞察力，甚至令今天的人们感 到震惊。从《聊斋志异》的构思和思想倾向上看，蒲松龄受韩非 子的影响较深。

    此外，中国的古典史籍，并非是表明某种历史观点的著 作，说它是诸多小故事的集合更贴切些，例如《春秋左氏传》 等。汉代的《史记》也继承了这种风格。蒲松龄显然受到《史 记》的感化，效仿了《史记》的某些写作手法。人们从《聊斋志 异》的讽刺故事中可以发现蒲松龄表现自我的形式和方法，蒲 松龄的文学成就也集中地汇聚在具有讽刺故事风格的作品之 中，其代表作非《镜听》莫属。

    《镜听》以中国独有的科举制度引发的事件为素材，生动 地描述了因丈夫科考成绩的差异而受到不同待遇的两位儿媳 的故事。“镜听”二字的意思是一种占卜的方式，多在除夕、年 初或正月十五用镜子测算凶吉……《镜听》一文深切地表明， 科举制度的弊端已侵害到家庭之中，已经达到了毁灭人性的 程度。可以说，科举制是加在当时读书人身上的沉重枷锁，使 他们终生痛苦不堪。

    科举制本是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手段，尤其是宋代以后， 科举制成为维持和发展中国封建官僚社会的不可少的制度， 受到重视，得到强化。清代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选用更多有 能力的汉族官吏，极力推行这种制度。由于凭科考可以得到官 位，从而便能随意获取财富和权势，所以，对于读书人来说，这 就是生活意义的全部。他们如果不能通过科考的关口就不能 为官，得不到官位生存的价值也就消失了。这就是当时的读书 人阶层，他们所学的仅是科考必备的学问一一四书五经，他们 对于极其古板的八股文耳熟能详，此类过于偏颇的学问使读 书人的感情和思想发生扭曲，使他们成为人格极不完备的阶 层。读书人和有地位的知识分子几乎成为毫无教养的代名词。 而且，科举制的弊病不仅毁坏了个人，也糟蹋了全社会和整个 中国。

    《镜听》中描述的二儿媳的苦恼正是蒲松龄自身的苦楚。 当然，蒲松龄是一家之主，而《镜听》中所说的是“次妇”，他们 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从大的社会环境来看， 他们的苦恼是同病相怜的。无论是家庭中还是社会上，妻子将 全部希望寄托在丈夫身上，丈夫若成绩不佳而名落孙山，妻子 忍受的屈辱和苦恼是难以想象的，无论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 承受着巨大压力。对于蒲松龄来说，看到“次妇”的处境就如同 看到自己的处境。

    在乡试中常年屡考不中，接踵而至的便是无尽的凄凉穷 困，同时受到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双重折磨，确切地说，这 就是蒲松龄一生的写照。他在《聊斋自志》中已对这种痛苦的 煎熬做过委婉的描述。

    《镜听》中的“次妇”以一根擀面棒敲碎了长期压在中国 的、受到摧残的落第者头上的枷锁。《镜听》中主要表现为来自 封建大家庭的压力，可以说，蒲松龄通过“次妇”的手舞起擀面 棒，表达了对不堪重负的社会压力的反抗。

    在《镜听》之中并未见到花仙狐妖之类的面孔，但是，此文 的核心是以镜子进行占卜，而且是一位身为人妇的柔弱女子 在严冬之中，冒着凛冽的寒风抱着镜子到屋外去占卜，这从侧 面衬托出落第者之妻的可怜命运。她们的境遇和地位，尽在不 言中。蒲松龄让以镜占卜为轴心的故事发生急转，使“次妇”也 发出了“侬也凉凉去”的呼喊，使她断然做出“中情所激”的轻 松诙谐的举动，充分地显示出蒲松龄用笔的精妙之处。

    《镜听》的收尾处，蒲松龄照例借用“异史氏曰”抒发了自 己的感想和评论，以此结束全文；这是《史记》常用的写作手 法，《史记》常用“太史公曰”几个字，以这种方式结尾，大大地 增加了故事的深度，能够使读者明确地了解作者的创作初衷。 大概蒲松龄仰慕司马迁才仿效了司马迁的写作手法吧!不过， 在有些篇章中，以此种方式抒发的感想议论与本文的关系显 得牵强附会。一般说来，作为妻子和家庭主妇“投杖而起”是不 应有的举动，蒲松龄却在“异史氏日”中称之为“千古之快事 也尸这正是作者的幽默之处。

    此外，稻田孝先生还对《聊斋志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 分别从“科举制的恐怖”、“独创性”、“夫妇异类”、“解语花的讨厌”、 “评论家的集合”和“忠诚的朋友，极佳的妻室”等等多种角度对《聊 斋志异》进行了剖析和评论。以下择具有代表性的部分予以翻译介 绍，以供我国蒲学研究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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