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阅读村上春树日趋成为世界性文学现象。村上的作品不断被译为日语以外的语种，不断在日本以外的国家或地区传播，不断为日本人以外的读者所认同、熟悉和喜爱。与此同时，村上又被不同的阅读视角、不同的接受心理、不同的价值取向分解或繁殖成各所不同的许许多多个村上。在这个意义上，村上既漂游在全球化的流程中，又局限于本土化的樊篱内。在美国的村上可能不同于在欧洲的村上，同为东亚，在韩国的村上也未必同在中国的村上一般模样。不妨说，“村上现象”如一面多棱镜，分别折射出各国文化、社会以至历史传统的种种差异。而认真读取其中的信息，无疑是一件令人兴味盎然且颇有意义的作业。这里，尝试分两步推进，首先粗线条总体勾勒一下村上在世界各国即全球化流程中的主要面目，而后集中审视中国大陆语境下即中国本土化进程中的村上春树，这部分是本文的重心。

　　一

　　2004年5月3日，台湾《中国时报》以“世界正在注视村上春树”为题推出专版，刊发分别来自旧金山、墨尼黑、伦敦和巴黎的记者报道。报道说，在美国，村上小说已有8种译成英文。作品奇异的想像力、现代人的疏离感以及他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熟识为他赢得了固定的读者群，“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其声誉甚至不亚于加西亚·马尔克思。在德国，自1991年出版《寻羊冒险记》德译本以来，村上作品已行销一百余万册。这主要归功于他以充满惊奇和意外转折的侦探小说手法对内心世界进行的探寻和营造，同时使他获得了“日本的卡夫卡”之誉。不过令德国读者不解的是，村上“这样一个令人羡慕的幸运儿，为什么笔下作品却充满寂寞、失落和抑郁？”在英国出版界，虽然翻译小说仅占6%左右，但十年来也已出版了10种村上小说。其字里行间充满的温情、美感和某种迷失感培育出了英国的村上迷，有的媒体盛赞村上是“世界文学的原声”。根据他的短篇小说《象的失踪》改编的舞台剧也已在伦敦上演。相比之下，法国人对村上小说则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尽管其主要作品都已译出，但读过的仅有两三万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村上作品中所探讨的主题、他所经历的反叛年代，乃至自我异化等吸引亚洲读者的元素，对法国读者而言，都太像许多耳熟能详的欧美作家们多年来不断推陈出新的创作。”

　　前不久，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主办的杂志《远近》2005年6月号刊出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四方田犬彦、东京大学教授柴田元幸和沼野充义的三人谈文章，题为“世界为什么阅读村上春树？”文章认为，美国人所以觉得村上的小说有趣，原因莫如说更在于其不同于西方小说的写法，而其中的某些美国文化因素（如《海边的卡夫卡》中的琼尼·沃克和山德士）反倒似乎令美国读者感到困惑。但总的说来，村上在美国已被视为“美国文坛的一员”而并非“来自大洋彼岸的新人”。在俄罗斯和欧洲，读者基本上没把村上作为“美国式作家”看待。较之美国因素，吸引读者的更是日本因素。尤其俄罗斯，有的学者甚至从中发现了“日本传统美学”。不过让年轻读者感到亲切和引起共鸣的还是作品中的美国大众文化（pop culture）元素。文章还以韩国（如小说《钓香鱼通讯》）和香港地区（如王家卫的影片《恋爱的行星》）为例，指出很可能“以村上春树为根源”，通过模仿（pastiche）而衍生包括追星文化(fan culture) 和亚文化(subculture)在内的新文化。因为“村上小说本身是从‘沙滩男孩’等种种亚文化叠合交融之处偶然发生的，而不是个人思想的表露”。文章最后提出这样一个假定：村上作品所以在世界上广为流布，作为背景，除了读者之间有美国大众文化这一共同文化基础，还可能因为年轻人“以某种形式体验了政治挫折感”。① 

　　此外，作为学者研究村上文学的专著，美国哈佛大学日本文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出版了《村上春树与语言的韵律》(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哈维尔出版社2002年版）。书中，鲁宾融合贯通了村上几乎全部作品和主要访谈文章，详细分析了村上小说的诸多特点及创作背景。在为台湾中文版②写的序言中概括性指出：村上的小说“充满了自杀、横死、绝望，以及人生世事毫无意义、现实不过是个人记忆片断的总和这类信念。虽然村上如此泰然自若地接受生活的空虚，却也能在人生的荒诞中找到这么多的幽默；而他决心不断了解世界，以开放的态度面对日常生活的玄秘奥义，也因此才不致落入虚无主义或悲观主义中。由于村上的虚无观并不带丝毫幻觉的成分，因此反而有提升的作用。”③值得注意的是，鲁宾不但是研究和讲授村上文学的学者和教授，也是《挪威的森林》、《奇鸟行状录》等村上小说的译者和“村上迷”，他的看法有不容忽视的代表性。

　　二

　　相对说来，真正形成大众性村上阅读热潮的恐怕还是东亚。除了日本，主要是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韩国，中国大陆的村上热时下尤为此起彼伏引人注目。《挪威的森林》仅在上海译文出版社自二零零一年以来便印行二十二次，愈百万册。《海边的卡夫卡》两年多时间里已印行二十六万册。最新作品《天黑以后》(afterdark)不到半年时间即已印行五次达十一万册。迄今刊行村上作品共三十一种，总印数已愈二百八十万册。这在包括外国文学作品在内的图书平均印数不足一万册的中国出版界堪称传奇性印数。不妨说，村上春树和他的《挪》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时髦，一种品位和格调。

　　因此，关于中国“村上热”的成因也随之成为世人感兴趣的话题。如上面提到的鲁宾在他那本专著中分析道：“村上的作品是十分诚恳的。正是这点，吸引了日本、中国、韩国、欧洲、美国以及其他各地的读者、尤其年轻读者。”甚至断言：村上的作品之所以在东亚除日本以外的国家卖得特别好，是因为“书中冷静疏离和经常带有戏谑语气的叙事者似乎为生活在儒家严厉家族制度下的读者提供了另一种出口”。来自日本的说法也颇耐人寻味。如著名作家岛田雅彦认为：“村上春树的作品之所以能像万金油一样畅销世界各国，是因为他在创作中刻意不流露出民族意识，写完后还会反复检查，抹去所有民族色彩。这样，他的小说就变得‘全球化’了。”①东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鲁迅研究专家藤井省三则就“村上春树和东亚”这一专题进行了反复探讨，认为“自日本开始的‘村上现象’之所以像时针一样由台湾而香港而上海、北京转过东亚，是因为同战后东亚社会连锁体验的经济起飞有关。也可以说，东亚各城市中的‘村上受容’乃是衡量其作为现代都市的成熟度的标志（merkmal）。”②换言之，藤井认为中国大陆的“村上热”同经济起飞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互为因果。在同笔者单独交流中，他进而认为这种经济和文化相互“照合”的共通体验，有可能成为创造东亚共有的价值观、促进类似北美和欧盟的identity（自我认同）的东亚人identity形成的契机。③

　　三

　　无须说，中国人为什么读村上、怎么样读村上，这同外国人的分析既有关又无关，其分析既有切近的又有偏离的。大体说来，对于村上，可以分为学术性解读和一般性阅读两个层面，前者的主体是专家学者，后者多为普通读者，尤以年轻人为主。就解读层面而言，李德纯和王向远倾向于把村上作品归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作品中，作者把一切都‘消解’了，人物的行为‘跟着感觉走’，没有目的、没有意义，从而消解了主题，消解了中心，消解了意义，体现出无机性、平面化、符号化的特征。他以貌似的写实，表现出超现实与荒诞，但它与现代主义文学的荒诞又有不同，没有形而上的意义指向，只表现感觉与感受，真假难辨，庄谐并出，不可阐释。这就是村上春树文学的独创与魅力，也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许多典型特征。”①魏大海不赞同“后现代”这一说法，但承认“村上这一代作家确有强烈的变异性。或者说村上文学具有不同于日本现代文学传统的强烈象征意义，它的确标示了新一代作家与现代文学传统间的断裂或转换，《海边的卡夫卡》便是例证。”②雷世文则以介于学者和读者之间的立场，从“小说家的叙事姿态与亲和心理”、“虚构叙事与猎奇心理”、“休闲生活方式与时尚心理”以及“性文化风景与艳遇心理”等角度分析了“村上热”的成因。③

　　那么在阅读层面即普通读者眼中村上文学是怎样的呢？我以为这点更值得梳理。因为较之专家学者，无数普通读者才是“村上热”形成的主体，才是村上文学本土化的原动力。在某种意义上，不带学术研究这类功利性的自发性阅读才更切中阅读的本质，也才会伴随阅读的真正乐趣。因而他们的阅读感受和倾向性所含带的信息无疑更具价值，更可从中窥见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变化范式（paradigm）。

　　重新抽看自己接到的大量读者来信和偶然查阅网上的长短点评，发现中国人的读法和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人的读法诚然有其相通相近之处，但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至少侧重面有所不同。粗略归纳起来，中国读者似乎更为村上作品中以下四种元素所吸引和打动，或者说主要表现以下四种阅读倾向。

　　1、倾心文字

　　无论读者来信还是网上点评，文字（或语言、文笔、行文，日语称“文体”）之美可以说是出现频率极高的关键词。许多读者都说村上文字很美，如清水芙蓉，清丽淡雅，流畅自然，玲珑剔透，而又机警幽默，意趣盎然，令人别有心会，有一种仅仅属于村上的独到的美。不少读者正是在这种文字之美的感染下才走进“挪威的森林”，走进“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走进“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例如一位读者来信说，读村上的作品“仿佛在一片明净的沙滩上散步，看远处一片碧水青天，爽呆了！”

　　相比之下，村上作品的文字之美或独特的语言风格并未引起欧美读者的特别关注，至少从前面提及的资料文献来看情况大约如此。日本读者诚然中意其“文体”的美妙和别致，但反响也似乎没有这么热烈。于是出现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惟独中国读者对村上作品的文字表现出如此细腻敏锐的感觉和一见倾心的共鸣？这点说明了什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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