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如约到加藤周一先生家。刚到日本时,他曾邀请我参加他家的小型派对,以后又几次拜访他。听他侃侃而谈,有如沐浴知性的甘霖,内心愉悦无比。

笔者80年代中期在北京读研究生时,邂逅加藤先生日本文化的论著,深为其宽阔的视野倾倒。尽管素昧平生,却贸然给加藤先生写信请教,收到他亲笔回信,惊喜异常。次年他到北京演讲,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加藤是日本著名评论家、作家,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望。他早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后留学法国5载,专攻医学。他曾长期在欧美等地教授日本文学文化。战后加藤先生一直活跃在日本评论界,他被称为“日本的良心”。他的文明批评影响了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其代表作《日本文学史序说》、《日本人的生死观》等已由叶渭渠、唐月梅先生译成中文。其主要著作收入《加藤周一著作集》,现已出版24卷。

文学界曾经讨论过“中国文学应该如何走向世界”,我的第一个问题就从这里开始。我问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与背景。

他认为,“非欧洲语言的文学是否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很重要的原因是翻译”。有的作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评价却一般;有的作品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却获得很高的评价。

他说,评委中大多只懂英文、法文,个别人懂俄文、意大利文,但没有人懂日文、中文。他们只有借助翻译。因此英译水平高的作品容易获奖。以前懂日文的欧美人很少,因此就存在一个翻译什么样的日文作品的问题。作品的翻译受到译者兴趣的限制。现在懂日文的译者增多,选择多样化了。

什么样的作品容易获奖?他认为,评委的兴趣有两种倾向。一部分欧美人比较重视与欧美文化背景迥异、具有东方色彩的作品。如川端获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美人认为川端的表现手法与欧美不同。在作品中展现和服、日本料理和樱花等很有东方情调的东西。但另外一部分人对异国情调并不感兴趣。人们对大江感兴趣不是因为他作品中的异国情调,而是他作品的主题是关于一般人的问题。加藤认为与川端比,欧美人评价大江显然是从不同的角度展开的。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近代以来,欧洲文化扩展到世界,非欧洲文化圈的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欧洲的标准判断艺术作品。我征询他的看法。

加藤说,19、20世纪是欧洲文化扩张的世纪。但现在正在发生逆转,即非欧洲的文化逐渐开始影响欧洲文化。例如在英国文学界,出现了许多来自印度、非洲和日本等外国出身的作者。

同时加藤承认,当代人的关心向技术、经济倾斜,对文化、历史、哲学的关心降低,文学被科技压倒。

这种倾向不论在上海还是在东京都一样。各个国家接受外来的科技没有抵触,因为科技具有普遍性,可以立即应用。但文化只有潜在的可行性。他认为,欧美文化对亚洲、非洲等第三地区文化的优势不是文化本身的问题,主要在于科技的差距。将来中国的科技实力增强,在文化上就可以抗衡欧美文化。但他强调眼下时机未到。

在科技压倒文学的时代,加藤认为文学家应该表达人类异化的状况,为保卫人性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