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说,他对中国文学非常感兴趣。中国作家访问日本时,加藤常会见他们。谈起中国作家作品,加藤说很有意思。例如邓友梅先生的作品《再见,濑户内海》,作品内容反映的是中日关系,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作手法。但邓友梅作品的主题有超越性。虽然二战期间他在日本被强制劳动,但他在作品中描写了一个掩护他的善良的日本人。他把普通日本人与日本国家的行为区分开。与老一代作家相比,新一代的作家的问题意识更有普遍性。例如格非的作品并没有特意强调自己是中国人。他写的是人的问题,具有国际性。他写的事情不论是中国还是在日本、美国都可能发生。他的作品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孤独,相互理解的困难。格非的描写手法很冷静,有讽刺性的观察。描写男女关系不是浪漫主义,而是一种淡淡的男女之情。在他的作品中表现的是环境与个人的关系,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异化。他的作品流露出知性,与描写的对象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比较巴勒斯坦文学与中国文学,加藤认为,格非的作品是非政治性的,而巴勒斯坦作家的作品完全是政治性的。因为在巴勒斯坦,一切人都处在这个大的历史环境中。不论语言还是学校教育都离不开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的对抗,因此不可能想像巴勒斯坦作家的作品是非政治性的。他认为,中国的作品也有政治性的,但因为中国国土广大,对外关系没有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所有领域,因此有许多非政治性的作品。加藤分析,从作家年龄来看,60岁的作家是在外国的压力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作品中表现了很强的政治性。但30多岁的作家关心的内容、手法和题目具有世界性。其原因是在工业化社会,人们生活在巨大城市中,感受性都是一样的,即人的异化。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变化,文学先走一步,中国作家敏锐地感觉到现代化带来的异化,通过描写这种异化来维护人性。

加藤问我格非这种作品在中国是否属特例。听了我的回答,他接着说,“文学作品描写的内容向个人领域的后退或者说是退却是世界性的倾向”。加藤说,对这种倾向他不完全赞同。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有许多社会性的作品,如鲁迅的《阿Q正传》。但他同时认为,现代作品要正面描写社会也存在困难。他举例说,对于19世纪的拿破仑战争,作家可以通过描写拿破仑个人的思想行动来反映战争。但现代战争是由巨大的官僚组织操纵的,例如越南战争并不是约翰逊个人的行为。而从文学的特性来说,必须“描写具体的脸”,对文学家来说描写进行战争的官僚组织很难。因此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正面描写越南战争的文学。

问题又回到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他说中国作家并不一定要把目光对着欧美。因为中国作家有自己的读者,日本作家也是一样。对两国的作家来说,应该首先是为本国读者写作,而国外读者的兴趣是第二位的。这点与非洲作家不同,因为非洲的认字率很低,考虑到读者市场,许多非洲作家不得不使用本民族以外的语言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