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文学史》，读者马上就会与冗长、乏味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作家或作品罗列叙述的著作联系起来。《文学史》除非是为了应付考试，作为阅读对象很难提起读者的兴趣。在大学里，文学史教学同样面临困境。“教师蜻蜓点水，学生走马观花，只记得一大堆关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作家风格的论述，却没有阅读作品沉潜 把玩的功夫，故常识丰富，趣味欠佳。”（陈平原语）同时，在文学研究领域，不管出于何种立场，热衷“重写文学史”讨论的专业人士依然大有人在。《文学史》应该怎样写？什么样的《文学史》才能引人入胜呢？笔者认为读一读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就能从中找到答案。

　　与那些为学院派读者所写的“四平八稳”的文学史相比，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是在大众读物《朝日Journal》上连载后结集而成的，他面对的不光是学院派读者，更多的是普通读者。也许是因为加藤周一充分考虑到了读者群的问题，《日本文学史序说》上下两大卷，纵横古今内外，从上古论述到20世纪，不仅是诗歌、小说，甚至对思想、哲学、汉诗都有详细的论述。读来令人感到概念明确、文章清晰、逻辑缜密、论述透彻而不乏味。掩卷反刍，读者很快就会厘清日本文学史的来龙去脉，获取丰富的文学史知识。

　　《日本文学史序说》采用的是广义的文学概念，从内容上看，不光包括小说、散文、诗歌，而且包括历史、宗教、哲学等领域所有用文字书写的表达人类思想的书籍。从形式上看，包括了从汉文作品到日语口头传承作品。这样的概念应该说是继承了日本文学史的传统方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狭义的文学概念在日本通行的时代，加藤周一的文学概念，对于封闭的日本“国文学”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时下文学领域流行的文化研究加藤周一在30年前就开始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加藤周一的工作推动了日本“国文学”界的变革。

　　加藤周一认为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史的叙述不是对于过去的文学事件做编年史式的纪录，也不是对过去的作家或作品按年代编排叙述。文学史应该是对文学事件的前因后果，按照一种内在的逻辑进行阐述。文学史与人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必须涉及影响文学变迁的文学内外的诸多条件。于是，他在《日本文学史序说》中，首先指出日本文学的世界观背景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冲突、融合的过程，这是他的“日本文化杂种性”理论的核心。在此前提下，他指出贯穿日本文学的核心是土著的世界观。他为了证明这种土著世界观，重点研究了那些可以推测未受到外来影响的古代文献。观察了那些从地理上或者社会结构上较少受外国文化影响的群体创造出来的文学表达方式。他分析了外来文化体系的“日本化”过程，从中找出土著世界观的作用力是如何显示出来的，以此来了解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中土著世界观的结构。根据这个观点加藤周一反对以往的文学史以明治维新为界限把日本文学史分为“前近代”与“近代”。他认为这种“断层”的观点没有从深层结构去仔细分析日本文学的发展脉络而得出的结论，他的结论是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文学没有出现“断层”而是一直“持续”着土著的世界观。围绕这个观点日本学术界的争论至今还在持续。

　　《日本文学史序说》是一部开放性的文学史，它对于当时通行的文学概念，对于日本“国文学”的自我封闭状态提出了质疑，引起读者对日本文学史的重新思考。他明确反对以往的文学史断代法，提出了自己的文学史观点，展示了独特的文学史叙述方法。这些独到的见解和方法都是基于长期以来他对日本文化研究的深厚功底，用翻译家叶渭渠先生的话说“作者以哲学思想为中轴，纵横于文学的社会性、世界观的背景和语言及其表述法等几个互相联系而又不尽相同的环节中，并且运用作者独创的‘日本文化的杂种性’理论，来阐释日本文学的本土思想与外来思想的调适与融合”（杨鸥《日本文学与现代化》《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7月26日第七版）。《日本文学史序说》堪称加藤周一的代表作，是加藤周一的“杂种日本文化论”在文学上的演绎之作，为此受到了日本学术界的广泛重视，1980年被授予学术著作年度最高大奖———“大佛次郎奖”。此书经叶渭渠、唐月梅两先生翻译，已由开明出版社出版，不仅喜爱日本文学的读者开卷有益，对于研习日本文化的读者也具有指南作用。

　　（加藤周一《日本文学史序说》，叶渭渠,唐月梅译，开明出版社199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