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里书外
　　□胡文辉
　　　　　　　　
　　《中国游记》
　　【日】芥川龙之介著，陈生保、张青平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14元
　　　　　　
　　晚清以来，中国的大地河山，曾频繁地走过无数日本行者的身影，也留下了杂多的纪行文字。近年中译刊行的如汉学家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青木正儿的《江南春》、吉川幸次郎的《我的留学记》、宇野哲人的《中国文明记》、仓石武四郎的《中国留学记》、留华学生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等等皆是。
　　1921年3月，芥川应大阪每日新闻社之请，访华三月有余，由南而北，马不停鞭。返日后先写出《上海游记》、《江南游记》，数年后又粗略地补写了《长江游记》、《北京日记抄》、《杂信一束》等短章，凑成这本头重脚轻的《中国游记》。
　　总体而言，作为小说家的随笔，本书多记主观的感想，少写外在的景观，内容不免琐屑芜杂；不过，作为“日本人眼中的现代中国”的代表文本之一，毕竟还是为中国1920年代的历史断层，多少保存下一些有意味的文化碎片。
　　芥川酷爱汉文学，可他偏爱的是艺文想象中的古典中国，而不满于帝国废墟上的现代中国。他走在上海城隍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只觉得：“……这些人当中，没准儿混着个把《金瓶梅》中的陈敬济或是《品花宝鉴》中奚十一那样的好汉。可那些人群中几乎看不见杜甫、岳飞、王阳明、诸葛亮之类的人物。换句话说，现代中国已非我们日本人在中国古代诗文中认识的中国，而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展现的世界。这是一个猥亵的、残酷的、贪婪的世界。”这是有趣味的观察。芥川是在感叹，高雅诗词文章中显现的中国早已消逝；但其实，那样的中国从未存在过，中国从来都只是低俗小说戏曲中的中国。
　　我最感兴味的，并非他笔下过去时的风物，而是现在时的人事。尤其对章太炎、郑孝胥、辜鸿铭的访问，相当传神生动，深具掌故价值。
　　如写章太炎，一开头是从琐碎的小事着眼，“章炳麟先生的书房里，不知出自何种爱好，壁上趴着一条硕大的鳄鱼标本。这间放满书籍的房间，可是名副其实地彻骨寒冷。墙上挂着的那只鳄鱼标本，令人感到是一个讽刺。”章氏这个爱好，似乎无关大雅，恐怕中国人是不会如此形诸文字的；但这不是很能从一个侧面，说明章氏孤傲怪僻的性格吗？
　　郑孝胥，近世诗界巨擘、书坛祭酒，也是死心塌地的遗老，芥川落笔处对他颇有点揶揄。“据坊间传说，郑孝胥先生现在甘于清贫，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原来这甘于清贫之家，竟是一幢灰色的三层楼房，比我预料的要好得多。进得门去，紧接着像是个庭院，在一片淡黄色的竹林前面，一朵朵雪球花和别的鲜花散发出淡淡的香气。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清贫，我自己也是任何时候都甘于接受的啊。”
　　芥川跟郑氏谈中国政治，他自称是“厚着脸皮大谈那些与我不配的话题”。但他又自辩说：“……出现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除了我生性的轻薄之外，现代中国本身确实应该负一半责任。如若不信，不管是谁，请各位自己到中国去看看好了。只要呆上一个月，便会莫名其妙地谈论起政治来。那准是因为现代中国的空气里，包孕着二十年来各种政治问题的缘故吧。就连像我这样的人，在江南一带周游期间，谈论政治的热情居然都没有衰退。我并未受到任何他人之托，脑袋里思考的却尽是那些比艺术低级许多的政治问题。”
　　——这一段话，看似寻常，却让我别生联想。胡适等人1920年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里面说：“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胡适1917年返国时，曾“打定20年不谈政治的决心，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结果两年之后，他就“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了；他1922年在《我的歧路》中又指出：“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
　　与芥川的话两相参证，就很可见中国1920年代前后“谈政治”的思想氛围。为什么置身当时的中国，就会“莫名其妙地谈论起政治来”？这首先传递出一个显性信息：北洋政府的统治日渐黑暗，知识分子必须起而有所担当，故不得不谈政治，不得不批判政治；其次还透露出一个隐性信息：当时知识分子仍承袭着古代社会士大夫阶层的余荫，独立的社会地位仍维系不坠，故仍可以谈政治，可以批判政治。而到了1930年代，国民党势力一统江山，以党治国，以党治校，“谈政治”的自由才逐渐失落。
　　芥川在《江南游记》部分两次附带提到胡适，事实上，他在北京见过胡适，只是没有写入游记。而胡适1921年6月25日则有日记：“今天上午，芥川龙之介先生来谈。他自言今年31岁，为日本今日最少年的文人之一。他的相貌颇似中国人，今天穿著中国衣服，更像中国人了。这个人似没有日本的坏习气，谈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两天后，芥川宴请胡适，胡适当天所记更详：“八时，到扶桑馆，芥川先生请我吃饭。……芥川要用口语译我的诗。他说中国诗尚未受法国新诗的影响，此言甚是。芥川又说，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芥川说，他曾编一篇小说，写古代一个好色的天皇把女子驮在背上，这书竟不能出版。”这些颇能补充芥川的游踪和思绪。其中，芥川对中国人写作自由的艳羡，以及胡适所作“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的回应，也正可以说明当时“谈政治”风气形成的思想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这部《中国游记》，实际上并非首次中译，民国时早有夏硏尊的选译本(收入开明书店民国19年版《芥川龙之介集》附录)，而新译本对此未有说明。以新旧译本相对照，可知旧译本实已撷其精华，甚至偶尔还有被新译本删削的内容。
　　1927年7月24日，芥川因身体病痛及精神苦闷，因他自己所说的“隐隐约约的不安”，服用安眠药自杀，成了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的先行者，年仅35岁。对于他的死，鲁迅跟日本人鹿地亘曾有评论：“……他意识到了在他自己和世界之间有一个差距，他又无法跨过这个差距，因而死也就是他的惟一的出路了。”(据吴作桥、吴东范、吴虹贤编《再读鲁迅kk鲁迅私下谈话录》)胡适1930年8月17日日记也提及：“……近年日本文人自杀者3人，有岛我不认得，余二人，芥川龙之介与生田皆与我有一面之缘。日本爱美而轻死，故肯自杀。”
　　在这之前的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芥川龙之介是因为精神上的苦闷，王国维却是因为政治上的恐惧。kk王国维一死了之，而中国知识分子“谈政治”的自由，从此已蒙上越来越深重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