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战日记》 [日]高见顺著，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5年7月版

据日本新华侨报网3月6日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国内反战的言论几乎完全失声，思想界和文化界完全为当局所掌控，左翼思想和自由主义都集体噤声，失去了或收敛了理性的批判。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日本作家高见顺（1907-1965）自1941年元月开始直至去世为止的日记，被称为昭和历史的生动资料，同时又是考察这一时代日本知识人心灵史的原始文献。其中最为人们所看重的，是日本近现代史迎来了巨大转折的1945年这一年的日记，部分在《文艺春秋》1958年7月号上连载发表后，又在翌年加以补足并辑录成《败战日记》，由文艺春秋社出版。

这部日记的价值，在于真实地记录了战败前后日本社会众生诸相的同时，如实地记录了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中一个有着前述思想背景的日本知识人内心的苦涩、酸楚、愤懑和挣扎的心路历程，表现出对自己以及日本民族和日本国家的反思和批判，展示了这一时期日本人精神史的重要一页。

自1939年起当局便陆续开始了大米和谷物的配给制度，以后配给涉及了几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随着战争的进行，物品的供应越来越紧张，为了省电，街头都是暗暗的。难怪作家武田泰淳（1912-1976）1944年6月到了上海后，发现上海尽管物价高昂，与东京等相比，物资倒是相当充裕。大米对日本人并不实行配给，也无空袭之忧，繁华的大街上，依然是霓虹闪烁，令他感慨无限。高见顺本人1944年的下半年也在上海，与作家阿部知二（1903-1973）等在四马路的杏花楼吃饭时，深深感叹：“什么物品也不缺的上海的不可思议，说是日本赢了支那败了，可战胜的日本却处处不自由，而支那却像是战胜了似的呈现出豪奢的场景，真是令人费解。”

1942年4月18日美军首次对日本本土发动了空袭，1944年11月起空袭的频率便渐次加大，到了1945年时，东京等地没有空袭警报的日子已很罕见了。3月10日凌晨开始的“东京大空袭”，美军出动了数百架次的轰炸机，投放了大量的燃烧弹，摧毁了东京四分之一的建筑物，死者将近十万，有一百万人流离失所。

高见顺在读了《波茨坦公告》之后，在日记中披露了这样的心迹：“心情一片烦乱。不知所措。心绪不定。心里满是怨愤。对谁的？因为什么？没有对象。因此才更加觉得烦躁愤懑。昨天川端（康成）说，斋藤茂吉将藏书都烧光了，哭了一整天。我理解。真的能理解……我也想哭，心里真想哭。为了人类，为了世界。我现在心里一片愤懑，也是因为有一种想哭泣的冲动。”

在这一历史大变动的时期，高见顺的内心对日本的未来也是充满了期待、惶恐和怀疑，他一直在思考着日本的命运：“之前可怕的军部的力量是左右一切的。一个真正的健康的民主社会会出现在日本吗？会成为现实吗？这恐怕还只是一种幻想吧。我们毕竟是在这样专制的社会中生活过来的”。“日本将会怎样呢？不管一时怎么样，还是希望它能强盛健全起来。因为强盛健全的要素日本民族是具有的。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缺点，但也不是一个没出息的民族。缺点都来自于这个民族太年轻，没有经历过苦难。我相信日本人。”

对于美军的占领，高见顺与大部分知识人一样，心情颇为矛盾，屈辱感和解放感交织在一起。 “蔬菜鱼类可以自由销售了。可以自由收听国外的广播了。妇女的参政权也许可以得到认可。这都是令人开心的好消息。”“昨天报纸的发行遭到了禁止，麦克阿瑟司令部今天取消了这一禁令，并且发布了新闻言论自由的新措施。这样一来什么都可以自由写了！什么都可以自由出版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自由！应该由本国的政府给予人民的自由，却由占领自己国家的外国军队第一次给予了，想起来真令人羞愧难当。作为一个热爱日本的人，我为日本而感到羞愧。战争打输了，因占领军的进入而失去自由，这是容易理解的，但我们却是相反，占领军保障了我们的自由。这是多么令人羞愧的事！”

同样是过来人的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曾这样指出了美国占领军对于一般日本人、尤其是知识人的意义：“长年在精神的牢狱中失去了思考力的人们正在一筹莫展之际，一个忍耐了许久之后终于可以一吐胸中郁闷的时机到来了......”

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知识人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色呢？相对而言，日本是除欧美之外近代西方思想最早得到广泛传播的国家。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源于法国的启蒙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相继或同时在日本登陆。甲午战争时，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了日本社会绝对的主旋律，但1904年日本对俄国开战时，就已出现反战言论和反战运动，其基本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和基督教思想。1920年前后的大正时期，曾出现过民主主义思想高扬的岁月，不久左翼思想与社会运动相结合，1922年诞生了日本共产党，对当局的内外政策时有质疑之声。但随即法西斯主义在日本抬头，国家利益至上的国权主义再度成为绝对的主旋律。1930年前后当局对以共产党为首的左翼运动进行了疯狂镇压，迫于残酷的现实，大部分左翼人物纷纷转向，或转与当局合作（如作家林房雄、片冈铁兵等），或放弃原来的主张，与当局妥协，高见顺即是后者。因此当日本当局发动战争时，反战言论几乎完全失声，思想界和文化界完全为当局所掌控，除了极少数大佬能以某种理由游离于主旋律之外，几乎所有的知识人都匍匐在军部的淫威之下，左翼思想和自由主义都集体噤声，失去了或收敛了理性的批判。

从上文引述的高见顺的日记，我们可以窥见这一思想脉络。日本宣布投降不久，具有左翼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双重背景的高见顺已经意识到了“把日本陷入如此悲惨境地的，就是那些时至今日仍在高叫抗战的傲慢的军阀。是军阀将日本弄得一团糟。这些军阀难道还想把人民拖入苦难，将日本彻底灭亡吗？”他甚至反省到了“将日本弄到如此的境地，我们自己也有罪责，必须痛加反省”。但他或他们更多地关注的，还是日本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及命运，对于受日本侵略的海外各国，尤其是中国等邻国所遭受到的巨大的苦难，在他的日记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丝毫的忏悔和痛苦，即使提及，也只是“一片乱糟糟的景象也绝不在战乱后的支那之下”这一类的表述。这实际上，也是当时绝大部分日本知识人的思想实态。由于当局的高压政策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泛滥，大部分知识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跟随着当局的所谓“大东亚共荣”的主旋律摇旗呐喊，偶有冷静的思考者如东京的东方文化学院的研究者宇佐美诚次郎在1942年试图对日本的对华经济侵略政策进行批评时，立即遭到了当局的镇压而被逮捕入狱，而周边竟无一人表示同情或抗议。这在法西斯德国或其他专制政权中，情形也大抵相同。这或许是日本知识人的悲哀，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也是整个人类的悲哀。

（编辑：何佩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