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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知名学者如何逛上海书市

作者:佚名  来源:澎湃   更新:2015-8-20 8:26:22  点击:  切换到繁體中文

 

【编者按】


长泽规矩也(1902-1980),日本学术界称其为“书志学家”、“图书学家”,即中国所谓“版本学家”、“目录学家”。1926年,他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文学科,他学了中文,会讲汉语,从1927年到1932年间,长泽规矩也每年都有两三个月或近半年的时间在中国收购汉籍善本,其足迹遍布北京、扬州、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的地,对中国的书业行情颇为了解。



长泽规矩也,日本著名文献学家


由于长泽精于识书和购书,他常常受人之托,代买珍籍。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一书“绪论”中还提及他在中国购书的一则轶闻,“长泽曾受杏雨书屋主人武田长兵卫的委托,在北京琉璃厂书店廉价地替他买到了宋版的医书。当他把书带回日本后,北京图书馆方面(才)获知这一事情。由此,长泽被作为善本外流的主要监视对象受到中国方面的警惕和关注。在他再来中国时,北京图书馆就专门委派了赵万里,在长泽购书旅程的杭州、南京、苏州等沿线,一路抢先地走在前,严防好书落入长泽之手。”


不过,长泽在其文章《收书遍历》中表示这是个误会,“伊藤(即伊藤纯一郎)认为此书乃天下孤本,遂从北京寄到日本。这本书由瀚文斋的高姓经理私下带来,并请求我保存秘密,但不知何时此事败露,我成为珍本带出的重要对象,被民国图书馆界密切注意起来。”文中“被图书馆派来的C氏”,大概即指赵万里。


长泽规矩也在中国访书的见闻观感写成《中华民国书林一瞥》,这成为日本人来华访书的专业手册和购书指南,本文摘自其中一节“沪上的书店和出版”,文章载于《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澎湃新闻授权刊发。



文献学家赵万里,1949年后任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兼善本特藏部主任。


上海现在已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商业城市,而民国时期全国工商业的中心在上海也自不待言。因此,图书出版业也随之由手工业的木版印刷,发展至机器工业的活版、石版、照相版印刷,而集中于上海,无论从生产能力还是交通便利来说,这都是顺理成章的。如今,中国古籍随着中国研究的普遍而为外国人所需。因此,上海便利的内外交通,作为一个集散地的优势,是无法不被重视的。当然由于老北平的旧书肆,原是读书人和众多国学研究这多年来筑起的坚固堡垒,上海出版也要攻克它,尚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至少,散在江南各地的地方集散地,也要与它一争高下。


关于上海的书店,方便起见,我从内容上来分类介绍。


首先是专卖线装古书及新版木刻书的老店。可归到此类里的有中国书店、蟫隐庐、博古斋、来青阁、汉文涧、受古书店和同文书店。其中最活跃的是西藏路大庆里的中国书店金氏,对于第一次去访书的人来说,那是个考验判断力的地方。店主的父亲吉石是吴昌硕的朋友,现主人颂清曾屡次携带书画、古书来日本,因此和日本的求文堂渊源不浅。七八年前,金颂清和陈乃乾共同开书店,印行新旧书籍,也从各地搜集古书,在国内外广泛散发古书销售目录,取得巨大成功。之后,陈氏因故退出,金氏继续独立经营。虽不在全盛时期,但就其活跃程度而言,仍算得上是上海旧书肆第一家。我去年夏天去时,主人正在大连。


其次是蟫隐庐罗氏,是罗振玉的弟弟振常经营的书店,在三马路上,店面不大,不出版线装本,每年都印新旧书的目录,也时有精品面世。去年夏天卖出罗氏藏书,多是明版本,连北平图书馆也来收购。其他五家书店都在四马路上,与前述两家相比,不能不说略有逊色。博古斋刘氏,每年春天都印行古书,开店约有二十年了,日本学者都很熟。这家店接受邮购定(订)单,若预定的书售完,则将钱如数退回日本,由此赢得了信誉。来青阁杨氏是苏州的分店,民国二年开店。汉文涧也有二十年左右的历史,民国十六年,与锦文堂旧书部独立出来的受古书店共同出版过一些书。同文书局也是家小店。以上各店每年印行一两次书目,像这种小店,城内湖心亭附近也有不少。最近锦文堂又开始印行旧书书目了。(下面有述)



福州路(即四马路)是一条文化街,有多家大型书店。


第二类书店多是卖线装木刻板(版)新书,出版经销石印线装本,多少也搜集些古书。这一类店中,三马路有千顷堂,卖木板石印的四部新书,信用很好。出了河南路右转,路的右边有文瑞楼、扫叶书房两家店。文瑞楼是道光咸丰年间,石印方法传来之际,由浦鉴庭开设的。不就,又在苏州开起分号绿荫堂,不断出版石印木刻版书籍,到近来,木板新刻本好像几乎没有了。除了石印和影印出版的四部重要书籍外,还经销家刻、局刻及其他书肆的书籍。扫叶书房开设于明末苏州,闻名清代学术界的席氏的后人,现在在苏州仍有店铺。近来,该书肆主要出版石印本的四部书籍,声称有影印本,最近竟也开始追逐流行趋势,印行平装铅印新式的标点本。这家店因为有优良的历史背景,生意上信誉稳固,也接收少量邮购订单,但绝没有如二三流新书店里常能看到的、收了汇票不发货的情况。十分遗憾的是,该店出版的石印本错字别字不少。文瑞楼对石印本的清儒著书青睐有加,而扫叶山房从《十三经注疏》、《百子全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太平广记》等大部头书到戏曲小说无所不备,十分有趣。四马路的校经山房,现如今,新刻石印本远远不及前两家,但在清朝末期,出版了很多朱记荣校刻本,其中有《槐庐丛书》和《行素草堂金石丛书》,其气势远在扫叶山房刊本之上。就是现在,这些书籍也与朱氏之名同传于世。该店目前也印刷出版这些丛书和医书、善本。



“扫叶山房”是明清之际江苏常熟席氏所建刻书坊,清代最著名的以出版古籍为主的民间出版机构之一,也是席氏用作坊刻图书的字号名。


第三类书店比第二类档次略低,主要是做样板书的出版销售,有线装本,也有平装本。前年之前,这类书店与第二类书坊比起来,还可成为新书肆,现在感觉已经落伍。四马路上有锦文堂,主要卖普通的四部书籍、旧小说和医书,其他这类书铺都集中在河南路的棋盘街上。锦章图书局的出版物相当多,从旧式的读本到普通的四部书、尺牍、善书和医书等通俗书类,也出版带插图的旧小说、鼓词等,在北平、汉口、长沙、成都、广州都设有分局,营业范围虽然很广,但出的书质量差,就像学生时代必读的每页内有数字讹脱的《日知录》等书一样,所出小说也多是删节本。会文堂出版的书,简单地说,就是旧式小学用书及通俗书类。广益书局主要出版杂书及删节本旧小说。看着两家书店出版的新小说,怎么都感觉身在一个世纪前。尽管如此,数年前这些小说和一般用书,在全国范围内的销路广阔,特别像后者,在北平、广州、汉口、长沙、开封、江西各地都设有分局,就不难想象了。因此第七类里出版新小说的书店,拥有如此之多的分局,也不是什么先例。中华图书馆、中原书局也全然衰退了。



上海锦章图书局印线装《临证指南医案》


第四类是有点艺术品位的书店,首屈一指的就是西泠印社,已有三十年左右的历史,开在宁波路上,卖画册、碑帖、印谱、金石拓本等,也出版和销售影印本、仿宋聚珍版及其他珍品书籍。该店曾一度独家实行明码标价,但有些书,如果到其他书店去买,则要便宜些,现在却没有这种情况了。委托此店经销家刻本的尤其多。四马路的有正有书局,从前以出版碑帖画册而闻名全国,主要发行艺术类书籍。河南路的神州国光社好像易主了,从前也是以出版艺术书籍而闻名的书坊,最近开始出版社会问题和文艺方面的书籍。求古斋书籍碑帖局的情形刚好相反,它在新闸路和四马路都设有分店,一如既往地出版碑帖等,并请文瑞楼做它的经销店。


第五类包括所有一流的现代书肆。首屈一指的是商务印书馆,现在是民国第一大书肆,说是东洋第一家也未尝不可。这家书肆是在前清光绪二十三年,由夏瑞芳、高凤池、鲍咸恩、鲍咸昌等人创立,逐渐发展壮大的。它曾与我国的金港堂合资过,民国三年又全部回到民国人手里,拥有资本五百万,极其活跃。现在,总经理是王云五,在宝山路上设有总务处,设置了编译所、研究所和印刷所,营业业务在棋盘街的发行所进行,上海地区今年开设了虹口分店,全国则有三十几所分支馆。从重印四部古书,到出版一般新书及各级学校教科书、各种杂志,还制造销售印刷机器及各种教育器材,业务范围相当广泛。



夏瑞芳


其具有代表性的出版物,首先是以旧籍中的重要善本为底本,影印出版了大型丛书《四部丛刊》,还编辑影印了《学津讨原》、《续古逸丛书》、《涵芬楼秘笈》等丛书,并且正在编印作为一般图书馆、学校常备书的《万有文库》,收录了古今最重要书籍,商务同时还准备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作为中国学研究者的用书,这套书是正史现存善本的影印本。商务也接受他人委托的印刷,受东海徐氏之托影印《道藏》,现在又取代“中华学艺社”—一个成员均为留日学生的学术研究团体,以收集出版古书为口号,逐步影印中国绝迹而现存于日本的古刊本。简言之,商务从面向学生的通俗用书,到特殊的专业书,各种书籍无不印行,但不出版常能在上海书店看到的低俗读物。此外,商务出版的书籍,校印谨慎细致,底本选择精良,因此,就是铅印的宋人小说,也极受学人的珍爱。遗憾的是,最近翻译日本属流行,商务也出版了一些译自日本的所谓学术书。商务的教科书被全国各校广泛采用,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时地做些改订。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书影



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印《最新国文教科书》,数月间风行全国。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套国文教科书。


编译所是编译校订本馆出版物的地方,它与其附属机构图书馆,同是张元济倾力创办的,在出版领域里,一些大型专业丛书的变音,也因为张氏的存在而得以计划实施。“二十四史”和古书辑印,可以说是张氏隐退纪念物,从目前庞大的员工阵容看,或许这也将成为本馆大型书籍出版的最后辉煌,因为出版物的规模受制于工人数量实力的多寡。图书馆也令人震惊,是建于民国史三年的四层建筑,馆中所藏善本也由张氏悉心收集,宋椠元刊旧抄本非常之多,几乎要超过民国唯一的国立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由前清延续至今的京师图书馆和从事美国文化事业研究的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而成。)我前几日受张氏之邀特地去参观,无奈实在是看不过来,心想一定要再去一次。本馆在外也经营函授学校,给员工的待遇,在民国也是少见的优厚,但由于受到左翼宣传的影响,近来纷扰不断,员工过多也是引起麻烦的原因之一。另外,商务印书馆也出版西文书籍和经销外文书籍。



东方图书馆(涵芬楼)


中华书局仅次于商务印书馆,营业业务也主要在棋盘街的总店,另有总厂在静安寺路上,在全国有三十几家分局,出版各类书籍,从教科书等一般书籍到屏联堂幅,业务范围广泛。该店拥有仿宋聚珍版即仿宋活字的特许权,为了与商务出版的《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抗衡,采用仿宋活字印刷了《四部备要》和“二十四史”。然而,就是在这方面,商务也是技高一筹,造出了自己的活字,叫仿古活字。中华书局的营业情况与商务相比是遥不可及的,曾一度溃不成军,就是前面讲过的两种丛书的前景,也不敌商务。南京路的文明书局与中华书局有业务联系,一同销售文房器具。出版物中值得一提的是,文明书局的古诗文评注读本的选本工作较为突出。至于地方上的营业,则全由中华书局代理。



20世纪20年代末福州路上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


第六类书店汇总了前一类中规模较小的店。梅白格路的医学书局,除了医书、佛书,也印行一些国学书,特别是出版了像《说文解字诂林》这样的大部头书。该店的出版物,一般由文明书局经手。世界书局凭借教科书活跃于全国,在国内各重要城市设立二十余所分局,也发行社会日用通俗书籍,近来在陆续发行叫“ABC丛书”的小册子。名为《红玫瑰》的文艺杂志名气也不小,最近也出版面向普通读者的杂志,叫《世界杂志》。其总务处、编辑所和印刷所设在大连湾路。泰东图书馆则印行新书、新小说,也出版英年早逝的支伟成的标点本。支氏曾在南京就职于今国学图书馆前身,颇有势力,令人遗憾的是,诚如我们在其著作《国学用书类述》中所看到的,他忽视了材料的选择,支氏就是这样一个人。该书局最近发起一个“读书合作部”,以留学和书价优惠等奖励条件,招募入股者。



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杂志《红玫瑰》


大东书局除了一般日用书外,出版新小说、古文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曲海总目提要》,是本店有名的发行物。前者的再版中除了索引外,还收录了“四库全书书目表”、“禁书总目”,对学生大有裨益。群学社,专门出版活动家许啸天整理的国学和旧小说的标点本,新文化书社也印行一般社会问题、文艺书以及标点本旧小说。亚东图书馆在离四马路各家书肆较远的五马路上,民国初年,曾出版过北大胡适一派的著书,一度成为最新潮的文艺书肆。该店在宣传胡适等人倡导的白话文的同时,好像也是最先出版带有新式标点的标点本旧小说的书肆,它的标点本小说由汪原放标点,经胡适考证作序,极受青年学生的欢迎。如今各书肆都在印行标点本,就是受它的影响而流行起来的。


第七类是继上一类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之后兴起的,以文艺书为主的书铺。此类书坊也集中在四马路。北新书局实力最为雄厚,资格也较老。该书局有北大周氏兄弟的背景,开设在北京,发行周刊杂志《语丝》,去年停刊。鲁迅的《呐喊》等作品在学生中广为流传,风靡不衰。该局在上海开设了分局,在拓展业务转移总部至东皇城根后不久,由于张作霖之故,总部被查封,遂以上海为总部,继续刊出新潮社、创造社一派的创作和翻译作品,现在在南京、北平、广州、开封和重庆都开设了分局,极其活跃。开明书店与北新书局一样,专营文艺书籍,它致力于儿童文艺,在社会问题特别是妇女问题上,曾出版过《新女性》杂志,故而出版书籍不少。最近该店也出版教科书,发行活页文选,与学校合作,从中获利。去年该店曾与世界书局有教科书的版权之争,被卷入上海出版界的纷争漩涡。北平书局和现代书局只有数年历史,在社会科学方面投入颇多,盛况仅次于前两家书店。新月书店是文艺书店,有归国后的胡适为背景,听说近年来其刊物《新月月刊》在其文艺杂志色彩上,又涂上了一层政治评论色彩,发行量猛增。真善美书店虽然兼并了金屋书店,但也未见什么起色。



民国旧杂志《语丝》


第八类书店主要以社会问题书籍为主,也有刊行文艺书籍的,实际上它与前类书店没有明显的区别。四马路的平凡书局和五马路的新生命书局,可以明确归入此类。在四马路上,以国民党党政书籍为主的民智书局、仅创立一年但相当活跃的华通书局以及前面提过的神州国光社等,虽也出版文艺书籍,但首先应该属于此类。乐群等四家联合书店、上海联合书店以及以古本《金瓶梅》大做广告的卿云图书公司,也都可以归入此类书店。


总而言之,第七第八两类书店,还有应该归到第三类书店里的,一个世纪前的同类书店,它们的兴亡沉浮最为显著。在华通书局出版的《中国新书月报》创刊号末尾曾出过月报社代理书店的名字,数量众多,其中,小规模的营业机构以邮购销售为主,销售一些怪异的书籍,和我国神田僻巷里的小书铺一样,通常信用很差。上海似乎是一个世界人种大荟萃的场所,正因为如此吧,一些被视为败坏风俗、破坏秩序安定的秘密出版物,在日本一出版旋即就被禁印,而在上海却相当多。民国时期大部分的新文艺书、社会科学类书籍,我都无甚接触,关于以上三类书肆,就不草率下笔了。


除了以上书店,也有卖洋装、平装教科书等杂书古本的书店。城内湖心亭和其他地方都有,北四川路向西、东方图书馆对面马路左边也有几家,我路过几次,但都想不起店名了。除了商务图书馆,也有外国人开的书店出版和经销西文图书,这里都不详记了。日文书籍主要集中在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进口数量相当惊人。



内山书店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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