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

1953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85年赴日留学。1991年东京大学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博士课程毕业，同年获博士学位。历任东北艺术工科大学副教授，国学院大学副教授，明治大学教授。2007年-2009年任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最近两年著作有《张竞的日本文学诊断》（五柳書院，2013年10月）、《梦想与身体的人类博物志》（青土社，2014年7月）、《诗文往还——战后作家的中国体验》（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2014年10月）。

毛丹青

旅日作家。1962年生于北京，1985年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1987年移居日本。从1999年开始双语写作，曾获日本第28届篮海文学奖，其日语作品被多次用于日本大学高考试题。

志贺直哉《暗夜行路》，1985年版。

张：今天咱们用日语聊天吧。我比毛先生您大个十岁，第一次接触到日本文学是开始学习日语的时候。当时中日邦交恢复不久，广播电台里开始播放日语讲座，我就是听广播开始学日语的。最初，我是为了能读懂日语的数学书，才开始学的。当时，上海的外文书店有两层，一层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的一般店铺，一层是必须有工作单位介绍信才能进去的“内部销售处”， 得从后门进去再上二楼才能看到。我的哥哥是一名医生，他给我买来了一套日本的数学自学丛书，是大学数学系用的。该丛书内容非常专业，如偏微分学，拓扑学等。但只要读了书中的解题方法和详细的解释，就算没有老师，也能弄懂很难的数学问题。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开始读文学书籍。那时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就在家一边读文学方面的书，一边自学初中、高中、大学的数理化。刚拿到那套数学自学丛书时，虽然知道是好书，却看不懂日语（笑）。正好日语讲座开讲，我就开始学日语了。

毛：这么说的话，就是在1972年之后了。挺久之前了。

张：是啊。那时候还没有中级以上的课本，所以我就开始把日本文学当成语言教科书来读。比如课本中收录的小说，最有名的就是北京大学陈信德（新中国成立后中日断交时代日语教育创始人）教授编写的教科书。然后还读了些课外读物，其中有志贺直哉的《菜花与少女》等作品。当时，德永直的《马》让我印象深刻，大受感动。陈信德先生的中文翻译也非常精彩。从那之后，我也通过向朋友借书，读了些日本的小说。当时，上海有很多二战结束后留下来的日侨，我身边就有和我年纪差不多会说中文的日本小孩。这就是我与日本文学的相遇的出发点。

毛：我和张先生相比，首先是地点的区别，张先生在上海而我在北京，还有就是时间上也有些差别。其实我接触日本文学的契机，也是对日语这门语言的学习。1980年我进入北京大学，虽然志愿专业是英语，可是却被调剂到日语专业学习。我小时候的玩伴则顺利进了英语专业，加上对英文专业的不死心，所以刚开始学日语的时候，我非常不情愿。直到我读了吉林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学》一书后，当时的我才与日本文学正式相遇。刚读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书中的日语非常优美。但我只记得老师要我们去读它，至于到底读了哪些内容，却完全不记得了（笑）。进入四年级之后，我才开始认真学习日语。我从小学到大学是没有迂回的，而张先生则在“文革”期间有过十年的曲折，在时代背景上您和我不一样。

张：大学毕业后我当了老师，最开始教的学生正好和毛先生您同辈，在1980年左右入学的。大多是“文革”后（“文革”期间中断高考，“文革”后恢复）高中毕业直接进入大学的最初一批学生。

毛：那您也是我的老师了。虽然我们时代背景有差异，但都通过日语学习接触到日本文学的。

张：受了“文革”的影响，我们读大学的时候，同学们都是些二三十岁的大叔了，我进大学时也24岁了，但都算年轻的。所以说，我和你们当时的时代完全不同。那时想读点日本小说，像陈信德的作品，基本上很快就读完了，那之后读什么呢？我们从朋友那里借书，或者自己手抄。这些手抄本如果还留着，绝对会很有意思。当时的手抄本都特别厚，比如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都是自己从头抄到尾。那个时代只有无产阶级文学。如德永直的《静静的群山》等，邓小平恢复工作的1975年起，之前说到的外文书店的“内部销售处”，已经有些日本小说私下翻印出售了。书从哪儿来不得而知，还有一些旧书也开始售卖了。那时岛崎藤村比夏目漱石还有名些，但我还是把岩波书店出版的夏目漱石最老的红色全集都买了回来。这就是由最初的手抄本，到买旧书回来阅读的转化过程。

毛：那您接触的日本文学可谓当时的正统派，读作家的全集，抄手抄本，也可能是那个年代唯一的选择。如果要把我归为哪一派，只能算另类派。读大三时我想“专业只有日语肯定不行”，“只会个语言成不了事，不能称之为专业”。那时候也没有“找工作”一说，毕业后成绩较好的就会被自动“分配”。我想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所以修了哲学。从大三开始，我又多了一门哲学可以学。当时学解释学、记号论等，心里已经没有日本文学了，仿佛要和日本文学划清界限。那时候，我很有野心地想成为一名政治家，在学校对日本文学毫无积极性，基本上都不想接触。但川端康成的《雪国》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篇小说很出色，我的毕业论文也以《雪国》为题。

张：是中文版的吗？

毛：当然是中文。如果直接看日文版，那时也不能完全理解吧。我当时看的应该是叶渭渠、唐月梅翻译的。所以我真正接触日本文学，准确地说不是从大学开始的。

张：我刚当教师的时候，国家人才紧缺，所以大学毕业后我便直接走上了讲台。在那个时候我也只是学了日语，“光懂外语不行”的想法我也曾有过。我教的是战后的日本文学，所以也把毛先生那时觉得“只学日语是不行的”这样的感受传递给了我当时的学生。学生们在学日语的同时，也学一些日本文学、日本历史。我跟他们说：“经济、政治、哲学乃至其他专业的课，你们也务必要去听。”我们那个时代，常被灌输一些努力奋斗的思想。也不知是否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我在第七七届统一考试中落榜，第二年考上后跳级到七七届。当年我是华东地区日语考试的状元，入学三个月后参加校内考试取得跳级资格，但教育部的许可则在一年后才下来，就在我把这事完全忘记之后，老师忽然跟我说“恭喜你”。那时候利用暑假时间读小说的人很多，我在大三的暑假读完了志贺直哉的长篇《暗夜行路》，但觉得完全没意思（笑）。毛先生您不是听老师的推荐看了《在城崎》觉得很好吗，《暗夜行路》我也是听老师们推荐，包括日本老师也说非常有趣，结果看了好几遍，也不明白有趣在哪里（笑）。

毛：有段时期，我跟日本文学忽然拉近了距离。毕业后我一直在所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与日本几乎毫无关联。而后留学日本期间由于资金问题退学卖了几年鱼，也在贸易公司工作过，那时候虽然与日本文学基本绝缘了，但我正在拼命工作赚钱呢（笑）。不过，不仅仅日本文学，我对文学本来就很喜欢，所以跟莫言、苏童、余华等中国作家仍然有些私交。最后反而是从他们那里听到日本文学的种种，引发了我的兴趣开始阅读。我想，自己最好能向日本文学的翻译方向发展，于是朝着这个目标，我对日本文学提起了兴趣。特别是1995年之后的二十年，越来越多的日本文学作品被引进国内，这是我观察到的趋势。出差到中国的时候，我都会去趟书店，也会发现有关日本文学的书籍与日俱增。翻译行业的发展，也需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则，不是吗？比起“怀揣着使命感”和“想把好作品传递给别人”这样的想法，“能够赚钱”在大多数人眼里可能更实在。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