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这可能也是日本文学给中国作家带来影响的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进入文坛的中国作家中，有不少受到过日本作家影响的。余华著有在日本广为人知的《活着》、《兄弟》等作品，他说：“我最初读到川端康成的作品, 是他的《伊豆的舞女》。那次偶尔的阅读, 使我一年之后正式开始了写作。”的确是这样，余华说：“我阅读了译为汉语的所有川端作品。”凡是川端的作品余华都有，而且每个作品都会收集两本。从余华的话语中，能看到他的创作与人生，都深受川端的影响。几年之后，他又迷上了卡夫卡。这种现象，我认为在那个时候初登文坛的作家们中并不少见，当然他们也受南美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其他西洋文学的影响。但所受影响中肯定有日本文学，莫言也应是如此。

毛：没错。日本文学具有独立性、世界性的特征，也有某种对立存在。欧美文学与川端文学是两个极端，当时只有这两种选项，莫言把《雪国》中“秋田犬上了那里的垫脚石，没完没了地舔着热水”的感受，延伸到自己村里的狗，写了《白狗秋千架》，这是从莫言本人那里得知的。后来拍成电影《暖》（译名《故郷の香り》），香川照之饰演的主角是一位中国的残疾人。无论如何，日本文学对中国作家来说更易接近，相比欧美文学，特别是对现在五十几岁的余华、苏童所在的时代，有种不可言状的亲切感。现今三十岁、二十岁的作家，接受方式和思想路线恐怕是完全不同的。

张：刚才提到的莫言、余华、苏童，还有残雪他们，应该称作开拓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你刚才说莫言引申川端的小说，这让我印象颇深。他当时的感受可能是“原来如此，狗也可以写进小说，河边的石头也是小说的题材呀！”，这是种极大的启发。那个时代受苏联影响，仍有不少人认为“文学应该表现典型人物”。日本小说给了我们“身边任何东西都可以做素材，司空见惯的感受也可以写小说”的启示。余华热衷于川端的小说，也是因为这点吧。一边问自己：“（川端）只写少女和女人，其他还有什么可以写？”一边读着书，然后豁然开朗。启发不正是和创作紧密相连的吗？

毛：以平凡为主题，从中国走向世界，中国文学的先锋当之无愧。现在我在工作中接触到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没有这种共鸣。他们恐怕是脱离了村上春树的小说本身，脱离了文学，沉浸在这种生活方式里了吧。交涉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版权的时候，台湾繁体版本用了和日本原著一样的封面，简体字版的大陆出版社则坚持“一定要用原创的东西”、“必须用创新的封面”，最后用了跟日本不一样的封面。再之后，又发行了同款式的枕头，如果跟日本用同样的封面，由于版权原因是不能制作周边商品的，但使用原创封面制作的，就可以销售了。也许他们一开始就考虑了这些问题吧，结果，售价四百元的枕头卖的比三十五元一本的书还要好（笑），下次也给您这个枕头作为礼物。我想说的是，现在的日本文学进入了消费时代。

张：是从文学现象转化成了文化现象。

毛：文学脱离活字世界后向商品进化，关键是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张：某种意义上现象各有不同，山冈庄八的《德川家康》译本卖了两百多万本，原因之一是青少年玩电子游戏熟悉了日本战国时代的历史人物，另一原因是得益于台湾著名作家柏杨的推荐，许多人把它作为做生意的指南书来读。书与“文学”无关，而与“电子游戏”有关，对“经商”有用才畅销。我想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的40年里，我们对日本文学的接受起了很大变化。

言归正传，谈到日本文学给作家带来的影响，继村上春树之后第二个获得卡夫卡文学奖的亚洲作家阎连科的经历也很典型。他比莫言和苏童年轻些，也受到日本文学的熏陶，他在现代作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著有很多优秀作品。岛崎藤村、横光利一、芥川龙之介、安部公房、川端、大江等作家的小说他都读过。对同龄的日本作家，他也很有兴趣，比如中村文则、山崎直子、金原瞳、村田沙耶香等，他都很了解，他对日本文学的批评相当中肯，也异常尖锐。

毛：他看的应该是中文翻译版吧。

张：是的，都是中文译本。现在看来，几乎所有作家都被翻译过了，还有没被翻译的作家吗？如此包罗万象着实令人吃惊。

毛：我制作《知日》这本介绍日本的书籍大概有五年了，这之后认识的大多是想要从事文学生意的人。实际上我现在正在争取又吉直树的《火花》的中文版权。

张：中国人比较难懂日本的笑点，也许会觉得很无趣。

毛：无趣是另一方面，现在大家用竞标的方式在打争夺战，至于小说的内容现在一言难尽，但大家都觉得很有市场，所以抢手得很。

张：日本的搞笑段子翻译成中文就不好笑了吧。

毛：的确很难，但是这个作品得了芥川奖，第二年需要有中文版面世啊！

张：这是从80年代开始的现象。我曾经也被要求翻译作品，以前内部出版不需要付版权费，有的在日本作家本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中文译本就出来了。作家们有时会问我：“是不是有那本书？你带来，我也想看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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