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新书《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编译》的前言，略有删节。作者在文中阐述了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的史料价值以及该书所编译资料的来源。李少军，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编译”是我们所承担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项目的成果。值此出版之际，有必要对与之相关的问题做一些说明。

众所周知，大力发掘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就清代特别是晚清来说，史料发掘还必须同时面向国内和国外，故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专门成立了编译组，投入很大力量搜集、编译源于国外的相关史料，而“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编译”就是其项目之一。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日本自古深受中国影响，并且形成了高度注意和研究中国状况的传统。在1871年中日建立近代邦交之后的七十多年中，除去两国关系本身头绪日益纷繁因而留下汗牛充栋的相关史料之外，日本还以对华扩张为主要动力，通过来华的官员、海陆军人、工商金融业者、新闻记者、学者、学生以及各色浪人（甲午战争后还逐步加上在台湾、东北、朝鲜等地的殖民统治机构的派出人员）等，深入中国社会，从各个方面接连不断地搜集各种信息与情报。天长日久，这些资料积累数量之多，仅就现在还留存于两国的来说，便难以数计。这些资料在当时无疑主要是服务于日本侵华的目的，但因搜集者一般都受过近代新式教育，且不少人还根据需要分别受过观察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教、自然和人文地理等问题的专门训练，故他们所观察乃至于刺探的对象和所采取的视角、所记述的情况，也就与当时中国方面的记载多有不同。晚清时期，日本人搜集的信息与情报所反映的一些中国社会现象尤其是经济状况，就涉及面的多样性、过程的连续性、数据的具体性来说，往往可以弥补同期中文记载的不足（更何况，由于战乱、动荡频仍，不少中文记载还毁于兵火或散佚难寻）。此外，与同期欧美人的记述相比，因日本人更易于深入中国社会内部，且从总体上说掌握中国语言文字的程度也远非欧美人所能及，故其搜集的信息与情报在内容上往往更为深入、具体和细致。这样看来，至今留存的当年日本人在华搜集的大量信息与情报，只要经过科学鉴别与审慎辨析，是可以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乃至弥补资料缺漏的。

在留存至今的近代来华日本人搜集的信息与情报中，领事报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日本向国外派驻领事的制度，酝酿于19世纪60年代德川幕府统治末期，而1872年品川忠道来到上海担任领事，则是日本派领事驻华的开端。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先后在上海、香港、福州、厦门、天津、芝罘、牛庄、汉口、广州开设了领事馆；从1895年《马关条约》订立后一直到清王朝被推翻，日本又迫使清政府同意，相继在苏州、杭州、沙市、重庆、南京、汕头、长沙、奉天（即沈阳）、辽阳、铁岭、安东、长春、吉林、哈尔滨、新民府、延吉、齐齐哈尔、局子街、道头沟、珲春开设领事馆或领事分馆。近代日本在华开设的领事馆，从数量而言，在其同期开设于世界各国的全部领事馆当中占了最大的比重。

1871年订立的《中日修好条规》，就两国互派领事到对方的开放口岸做出了最早的规定，其中所言领事职权，是约束本国商民并审理其交涉、财产词讼案件；但1895年《马关条约》订立之后，日本驻华领事就开始享有与欧美驻华领事同样的特权了。从历史实际来看，日本在中国开放口岸派驻领事，从一开始就是服务于其对华扩张需要的，除了对日商的贸易等事务进行日常管理、涉足中日相关交涉之外，刺探和搜集各种信息和情报，也是其重要任务之一。他们要获取的信息情报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日本制定对华政策所需的中国政治与军事情报，二是日本对华经济扩张、牟取利益所需的各种信息和情报。

刺探、搜集中国政治、军事情报，在日本向中国派驻领事之前就已开始，并且贯穿于近代日本领事驻华的始终。日本设在中国重要口岸的领事馆内的陆海军武官，实为有公开身份的间谍，而平时为谍报人员到中国地方搜集情报提供掩护与便利，也是日本领事馆的“职责”之一。至于向本国传递所获取的中国政治、军事情报，则视情报的重要性、紧迫性的高低，也有时间快慢之分和传递方式之别。虽尚未得见相关制度明文，但刺探、搜集和传递中国政治、军事情报，在日本驻华领事及领事馆的情报活动中，无疑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这类情报在当时多具有机密性质，只有被日本官方与军方认为有助于宣扬其对华政策的一些内容，才会有选择地公开，但这相对于情报总体而言，不过一鳞半爪而已。当下在日本的公开出版物尤其是档案和图书机构中，已可很方便地看到还留存的这类情报，且为数之多达到惊人程度，即使限定于晚清时期，也无法仅在一个项目中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译介。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于学界今后逐步分来做。

我们承担的项目所规定的任务，是译介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资料中有关中国经济、社会状况的信息与情报。在具体说明我们译介的内容之前，不妨先介绍一下日本领事获取这些信息与情报的缘由及我们所依据的资料的来源、这些资料的价值。

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一贯以对外经济扩张来服务于本国的工业化进程。为此，早在1870年日本外务省酝酿派出首位来华的领事时，就在给他的任务中明确规定：要详细了解中国人喜好而日本又能生产的商品信息以及有助于扩展日本对华贸易的情况，向国内主管机构报告。1873年，日本政府又要求驻外领事通过年报、半年报、临时报告，将驻地对日本进出口货物的名称、数量、价格以及是否由日商经营等情况报告给大藏省。1875年，日本政府又发布相关规则，要求驻外领事按规定格式统计驻地一年中的贸易情况，并注意报告驻在国相关贸易法令的改废、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与准入、进口货物由日本船只运输与否的区别。1876年，日本政府颁布《日本领事官须知》，对领事报告的内容做了进一步的规定。此后，日本政府还于1879年颁布《日本领事官训令》、1884年制定《贸易报告规则》、1890年制定《帝国领事报告规程》，促使领事报告制度日趋严密、规范化，将已长期实行的月报、年报、临时报告制度固定下来。

为了服务日本对外经济扩张，日本政府还将驻外领事发回的报告中有关所在地经贸与社会状况等的信息传递给日本相关行业和商民。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就通过各级政府机构向社会传递海外信息，同时也让《东京日日新闻》等官方报刊刊登一些驻外领事报告的内容。1878年以后，政府刊物如内务省劝商局的《劝商杂报》、大藏省商务局的《商务局杂报》不时刊载领事报告的“拔萃”“摘要”“摘录”或报告全文。1882年7月，日本外务省创办《通商汇编》，刊载经过整理的该省与驻外领事往复文件，到1886年，共出版10册。1886年12月至1889年底，日本外务省又定期出版《通商报告》（与《通商汇编》有继承关系），发行周期短于周刊。此外，1883年日本政府创办的《官报》，也常常刊载驻外领事报告，并容许其他报刊转载；在《通商报告》停刊后，《官报》设“通商报告”栏，且每月都将所载通商报告汇集为《官报抄存通商报告》出版，通过内阁官报局向社会出售。从1894年1月到1913年，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出版《通商汇纂》刊载驻外领事报告，初为月刊，1895年5月以后改为半月刊，1898年6月又改为旬刊，1903年4月后除了每月出版6期之外，每年还有6期临时增刊。此外，农商务省还在所办《农商工公报》（1885~1888）上刊载驻外领事报告。

从上述报刊、书籍所载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的内容来看，其广度与深度显然是与日本对华扩张的进展成正比的。在甲午战争以前，日本在华设领事的口岸还很有限，故只能看到日本驻上海、天津、芝罘、牛庄、汉口、福州、广州、香港领事的报告，其内容主要是领事所在口岸的中外贸易及与之相关的税收、船舶进出口、货币兑换等信息。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反映当时中日贸易状况的叙述与统计、关于中国主要开放口岸丝茶出口的连续统计（包括数量与价格）等，至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领事报告虽也有所涉及，但多浮光掠影，价值不高。1895年《马关条约》订立后，日本在华获得了与列强一样的政治经济特权，且增辟了苏州、杭州、沙市、重庆等新的通商口岸，大大增强了对华扩张的力度；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又进一步提升了日本在侵华列强中的地位。由此，日本在我江南、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开设的领事馆越来越多，领事发出报告也越来越频繁，涉及面也越来越广，相应的，日本外务省1894年创办的《通商汇纂》刊载驻华领事报告的数量，也就远远超过了甲午战争前所有日本报刊刊载的总量。并且，甲午战争以后的领事报告，为了适应对华扩张的需要，也由于相关制度进一步规范，内容不断充实，视野更为宽广。

其反映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中日贸易状况，有年报、半年报、月报，既有关于中国对外贸易整体的，也有针对领事所在口岸贸易情况的；外国对华出口棉纱、棉布情况在报告中日显突出，而对中国出口货物关注的重点，也由茶、丝转向了棉花、大豆、矿石等工业原料。这些报告所反映的中外贸易状况，特点在于具有连续性，相对而言较为完整，因此对研究当时中外经济关系具有较高价值。在与中外贸易相关联的中外货币流通、比价与兑换率等方面，甲午战争后的驻华领事报告提供了更多口岸的更为连贯的资料，其中，尤以驻上海、厦门的领事所提供的资料最为翔实。同时，领事馆驻地的金融状况，也成为一项经常性的报告内容，几乎每个领事馆都报告过驻地的金融状况。将这些报告所提供的资料综合起来运用，必将对探讨清末中国金融问题大有裨益。

甲午战争后，日本在华所获政治经济特权使日本人深入中国社会内部大为便利，由此，领事报告中增添了不少对于中国地方的考察报告。据粗略统计，《通商汇纂》中，仅直接冠以“考察报告”（日语为“視察報告”）之名的共有45件，考察对象分布于江浙、两湖、两广、直隶、安徽、山东、四川、福建、东北三省等地，考察事项涉及一般社会状况、工农业、商业、航运、灾害等方面。从1899年开始，《通商汇纂》将所载领事报告分为“定期报告”与“临时报告”，“临时报告”以反映与贸易相关的中国社会状况为主，涉及当时各领事馆所了解的驻地及所涉区域内经济领域的重要信息和相关事件，其中，报告中国特定区域农业生产与收成、近代工商业发展情况、金融体制变化等的内容为数不少。这些资料对于了解和研究清末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具有很高的价值。

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开始在中国一些通商口岸建立租界（或居留地），来华进行各种活动的日本人也日益增多，因此领事报告中又有了较多的反映租界和日本人在华情况的内容。在租界（或居留地）方面，报告涉及苏州、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常德、杭州、广州等地；至于日本人在华情况，从1902年起，反映日本侨民在中国各地人数与职业状况的报告越来越多。这些资料，当有助于深入了解清末日租界的实际情形和日本对华扩张的具体情况。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日本外务省出版了作为《通商汇纂》号外的《1911、1912年清国事变对经济界之影响》（「四十四、四十五年清国事変ノ経済界ニ及ホス影響」），到1912年4月18日，共出号外35期。这些号外所载领事报告，反映中国社会动荡中工商业、金融与外贸、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情况，涉及汉口、沙市、宜昌、九江、南昌、西安、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无锡、镇江、宁波、芜湖、安庆、芝罘、厦门、广州、汕头、重庆、成都、云南、牛庄、营口、奉天、铁岭、安东、旅顺、辽阳、抚顺、安东、新民府、海城、凤凰城、鸡冠山、吉林、长春、珲春、延吉、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可为辛亥革命研究提供一些重要资料。

我们所译介的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主要来源于上面所提及的《通商汇编》《通商报告》《官报》《通商汇纂》。从时段和领事报告的发出地来说，《通商汇编》收载了1881年至1886年日本驻上海、天津、香港、牛庄、芝罘、汉口领事的报告；《通商报告》收载了1886年至1889年日本驻上海、天津、芝罘、汉口、福州、香港、广州、牛庄领事的报告；《官报》收载了1890年至1893年日本驻上海、天津、芝罘、汉口、福州、牛庄、广州、香港领事的报告；《通商汇纂》收载了1894年至1913年的领事报告，其中1896年以前各号载有驻华公使馆和驻上海、天津、芝罘、香港领事的报告，1896年以后各号相继增加了驻杭州、苏州、厦门、沙市、重庆、牛庄、福州、汉口领事的报告，1904年至1905年又先后增加了驻南京、汕头、长沙领事的报告，1906年以后又相继增加了驻奉天、辽阳、铁岭、安东、长春、吉林、哈尔滨、广州、新民府领事的报告，1909年以后，又先后增加了驻延吉、齐齐哈尔、局子街、头道沟领事的报告。

上述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由于时间跨度大、涉及区域多，故总体篇幅巨大，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按项目规定的容量进行译介，颇费思量。经征询相关专家的意见，我们采取的做法是：尽可能撷取《通商汇编》《通商报告》《官报》《通商汇纂》中的数量统计，同时选译反映中国一些行业、区域情况的领事报告；对于共计35期的《1911、1912年清国事变对经济界之影响》，因其作为辛亥革命和清末中国社会经济资料有很高价值，而将其中的领事报告全部译出。另外，日本外务省通商局1910年作为单行本出版的《清国基于收回利权运动之各种企业及保护政策调查报告》（『清国ニ於ケル利権回収熱ニ基ク各種企業並ニ保護政策調査報告』），以及日本外务省政务局1909年12月、1910年5月印刷和1911年6月完成调查（印刷时间不明）的《关于清国报纸的调查》（『清国ニ於ケル新聞紙ニ関スル調査』），该局1908年6月、1910年6月编印的《清国聘用之日本人名表》（『清国傭聘本邦人名表』），因有助于了解清末经济政策、各地报刊和中日关系情况，故也予以译出。同时，考虑到译出的文字只是我们所见领事报告资料的很小一部分，为便于感兴趣者了解更多情况、向相关研究者提供资料线索，我们还分别对《通商汇编》《通商报告》《官报》《通商汇纂》做了内容述要（《通商汇纂》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刊载的领事报告，因已译出，在内容述要中不再涉及）。现在付梓的成果，总称“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编译”。

当然，我们的译介并没有也不可能涵盖所有涉及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如日本外务省通商局1907年出版的《清国事情》第1、2辑，内容是1906年至1907年日本驻天津、芝罘、上海、汉口、苏州、杭州、南京、长沙、沙市、福州、厦门、汕头、广州、重庆领事分别就各自所涉区域情况所做综合性报告的汇编，对于研究清末中国社会经济状况、日本对华经济扩张的进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该书现在比较易于得见，且篇幅较大、宜单独译介，故没有纳入我们的项目当中。此外，日本已公开出版和作为档案资料等保存的晚清驻华领事报告还有不少，值得进一步了解和搜集。

我们打算译介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资料是在将近二十年前，靠着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终于得以实现夙愿，令人欣慰。同时，我们也衷心希望译介的资料能对相关学术研究有所裨益。

目录提要

第1卷

《通商汇编》述要

《通商报告》述要

《官报》述要

《通商汇纂》述要（1894~1905年）

第2卷

《通商汇纂》述要（1906~1911年）

第3卷

《通商汇编》选译

《通商报告》选译

第4卷

《官报》选译

清国基于收回利权运动之各种企业及保护政策调查报告（第一辑）

第5卷

《关于清国报纸的调查》（一）至（三）

《清国聘用之日本人名表》（1908、1911）

《1911年清国事变对经济界之影响》（一）至（十六）

第6卷

《1911年清国事变对经济界之影响》（十七）至（三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