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记者 罗婉

在中日文学交流史上，中国古典诗歌对日本汉诗的巨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所谓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互动的。“学生”的习作，也曾摆上“老师”的案头；“支流”的活水，也曾对“主流”有所回馈——这种日语称之为“逆输入”的现象，因其数量甚少，作用甚微，迄今似乎无人问津。

日前，日本南山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教授蔡毅来到了南方科技大学，通过对这种“逆向反馈”文学现象的解读，揭示东亚汉文学史上罕为人知的一个侧面，并为中国文学的开放性、包容性，提供一个重新认识的崭新视角。

从唐迄于元代，日本汉诗的西传形迹大都是零散、片断的，中国典籍对日本汉诗的集中著录，实始于明代。与清代几乎同时的日本江户时代，因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中日文人几乎没有直接的交流。直到明治维新时期海禁大开，中国文人得以大量接触日本汉诗。19世纪后半期，以俞樾编选《东瀛诗选》等为代表，日本汉诗作为一个东亚汉文学的整体存在，被正式纳入中国文人的视野。

在对中国诗歌学习的漫长过程中，日本汉诗人从最初的单纯模仿，到有所创新，再到自成一体，经历了艰辛甚至痛苦的蜕变过程。在汉字文化圈的总体框架下，获取中国文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则是日本汉诗人的索求。蔡毅以日本长崎汉诗人高彝伪造沈德潜赠诗一事为例，说明江户时代的汉诗人为获取彼岸贤达的只言片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正因为有日本汉诗人们持续不断的隔海诉求，这一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才得以桴鼓相应，蔚为大观。

在蔡毅看来，日本汉诗对中国的回传，亦即日语所说的“逆输入”，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通过对比晚清“诗界革命”的代表人物黄遵宪所作新体诗，与其曾受到的明治时期“文明开化新诗”的影响，蔡毅认为，黄遵宪抵日后或多或少受到了日本汉诗坛“文明开化”的风气影响。而如梁启超等人与明治汉诗的关联，还需继续深入探讨。

许多人或会因“家传诗学”竟曾“师夷之技”而感到沮丧，蔡毅表示大可不必。在他看来，汉诗一道尚且能面向海外，博采众长，正说明了中国文学与生俱来的包容性、开放性，显示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和汇纳百川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