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岛由纪夫1970年自戕后，他的一些文学作品作为政治载体很快地介绍到我国来，以“供批判用”。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正在批判日本“复活”军国主义，人们自然怀着政治的激情，将其人其行为固定在军国主义的政治位置上，并批判他的《忧国》、《奔马》等。三岛事件已经过去二十余年，时至九十年代的今日，有的论者仍然按照特定时期的既定观点批评三岛由纪夫要“复活军国主义”，并且“借助艺术形式来宣扬他的这一观点”，有的论者甚至进一步升级，将批判范围扩大到《金阁寺》和《春雪》，认为前者“反映了他的军国主义情绪”，后者是“鼓吹军国主义复活”。这是值得商榷的。
    当然，三岛由纪夫的意识形态应该说是属于右翼的，他的文学结构是重层而极其特异的，都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包括否定的地方，因此从整体上再辨析“三岛由纪夫现象”就力粘在一起是有弊害的，历史上曾好几次在形式上将天皇同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荣誉的纽带把菊与刀栓在一起》），对近代天皇包含着一种近乎哀怨和轻蔑的批判。他在《文化防卫论》一文中既反对美军战后制定的象征性天皇制，同时也反对“复活政治概念的天皇制”，他指出“政治概念的天皇，大概不得不牺牲更加自由更加概括的文化概念的天皇”。可以说，三岛思考的天皇，不是政治权力的象征，而是作为悠久的传统文化的象征，而且他指出“将天皇包括在全体主义的政治概念里正是日本和日本文化的真正危机”。所以三岛要恢复“文化概念的天皇”是恢复自神代（神武天皇即位前，由神支配的时代）以来的传统天皇观，以天皇作为精神权威实体和天皇的神格实体，以维系日本的国家与民族的统一，和日本的历史与文化的传统。缘此他鼓吹修改规定象征性天皇制的宪法。
    总括来说，三岛提出“文化概念的天皇制”，原因有三：一是不满于新宪法下的战后体制，以为战后日本政权的性质是买办政权，将国民出卖给外国了。战后象征性的天皇制否定国家，肯定民族，将民族与国家分离。二是恐共反共，认为战后美式民主保障了言论自由，容易为共产主义所渗透，可能会成立一个客共政权。三是妄想建立他设计的新国体，即将他设计的“文化概念的天皇制”与最大限度受容日本文化的全体性的接点，建立一个所谓“既新又古老的国体”。它是带有反民主主义反共的政治因素的。可以看出，三岛的天皇观的意识深层折射出多重的阴翳，以及二律背反的感情。正如日本评论家奥野健男新近指出的：“三岛对天皇抱有一种两面价值的感情，恰似对近亲抱有的爱与恨的极限的两面价值的感情一样。”（《三岛由纪失传说》）三岛由纪夫的天皇观企图从政治概念摆脱出来，追求文化概念，自己却又有意无意地陷入政治概念之中。正是在这一点上，三岛自己落入了对天皇和天皇制从肯定一否定一新的肯定的怪圈。我们的论者也许根据这一点，以为他要恢复战时的绝对主义天皇制，企图复活军国主义，从而也走进了批判的误区。
    三岛正是以他的“文化概念的天皇制”这种两重价值取向作为同一圆心，纵轴建立其行动学，横轴创立其美学。

 ◎本文为作家出版社 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 代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