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著名翻译家叶渭渠先生向本报发来了特稿，在此全文刊登，并深表谢意。作为在日华文媒体，《日本新华侨报》致力于向在日华人提供中日文化交流等信息，同时也愿为文学、艺术界的争鸣提供园地。透过此文，或许读者能够了解一些中国文学界关于翻译日本文学的状况。同时，本报声明：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报观点。

 

读文洁若的《从三岛由纪夫的国际会说起》（《博览群书》2005年12期）一文以前，我曾读过她写的《文学姻缘》（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的序文。在那篇序文里，她同样谈到这次三岛由纪夫文学国际研讨会，不点名地指责我“居然置民族感情于不顾”。因为我对三岛由纪夫及其文学的观点都曾见诸于发表的文字，大多数同行都知道，无须赘言。至于她那种“文化大革命式”的语言，凡有慧眼的读者对是非也会一目了然。所以，我多年来没有作任何回应。现在她再写了《从三岛由纪夫的国际会说起》，抓住当前中日关系比较紧张的时机又来劲头，一次新的“文化大革命式”的大批判又“山雨欲来风满楼”。这篇文章，不仅是针对我个人，而且也反映了如何对待学术和学术不同见解的问题，如何做人为文的问题，我就不能不说上几句了。

第一个问题，文某人在这篇文章中言不符实。她说：今年10月14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刊登特约记者高立志先生专访我的文章《学者回归学者，学术回归学术——专访日本文学专家叶渭渠》后询问她，我对记者所说的向上汇报破坏这次国际学术会议的“自命为头号日本文学家”是谁，她说是李芒。然后又说：“几周来，我（指她）打了不少电话，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她究竟弄清楚了什么呢？除了写上了“时任日本文学会会长李芒”几个字以外，其余完全是一字不漏地照抄我对记者谈到这个问题的一段话，即使老者只要四五分钟就能抄好，至于告密者是谁，李某本人在几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已经公开承认，用得着花费几周时间打那么多电话吗？！这种撒谎本领未免太拙劣了吧？这如何对得起她那三十多位朋友呢？

多年以来，与会学者和许多同行，以及《朝日新闻》记者都关切地问过我，这次三岛由纪夫文学国际研讨会突然被取消的原因。这次《文汇读书周报》特约记者也问到我译介三岛由纪夫文学的遭遇，我就点到为止，更没有公开点名，这是有分寸的。现在既然有三十多位读者要了解真相，文女士花费了几周时间搞来的，却又只是我“点到为止”的话，现在还是让我借这个机会将详细经过向读者汇报吧。

文某人说李某人“神通广大”，知道有这个会。其实并非他“神通广大”，而是日方首席代表、也是他的好友千叶宣一先生写信并附上其接见《朝日新闻》记者谈到这次会议的报纸剪报寄给了他，他这才知道的。于是，他马上就向我所任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打小报告，说我们这个会要为三岛由纪夫翻案。院有关领导打电话询问我两个问题后，就没有对这次会议表示不同意见。这是1995年9月23日的事。这经过，文女士在上述文抄公中已抄过，我不用赘言。李某人见未能达到目的，便于同月25日，以那个“日本文学会会长”的名义，同时让我院外事局一位不明真相的副处长，分头写信给一个非学术、非教育部门某司的日本处，密告我们这个会是为三岛由纪夫这个军国主义作家翻案，以引进政治和行政来干扰正常的学术讨论。于是，同月26日上午，这个部某司日本处就通知校方：由于当前中日关系微妙，延期召开这次会，并向外宾言明并非因为三岛由纪夫本人的问题。26日中午，我们与日、美学者抵达武汉，主办单位与作为中方首席代表的我，先商讨如何向日、美代表们公布这件事。当日晚，主办单位举办完欢迎晚宴后，就向中日美三方首席代表宣布了这件事。我因预先知道，同时经历过历次运动和文革，这等事见怪不怪了。但是，千叶宣一先生大概没有这种经历体验，听了宣布这一消息时，他嘴角肌肉抽搐，吐出了一句“假如我有三岛由纪夫的勇气，我就要剖腹自杀了！”事后，李某人尽管自认为是“光明正大”，而且又有“民族感情”，为什么却在几乎所有场合都非常奇怪地矢口否认是他告的状。连他的好友问起这件事时，他也一概否认。一直到了九十年代末，纸包不住火了，他才在《采玉集》（译林出版社版）中的一篇大批判式的文章《三岛由纪夫的案绝不能翻》里，第一次承认是他干的，然后像文某人一样，指责我“民族感情到哪去了？”同时连带将日美学者也大批一通，如此等等。谈到这里，读者肯定会以为他很爱国、很有民族感情。不过且慢！这个告状者于抗日战争胜利四十五周年在日本出版了一部《山头火俳句集》，在该集简历页上却印上他在国内出书从不敢亮出的以下简历： “1945年8月15日以前，任县、省‘政府’文官”的历史。这个“政府”两字的引号是简历者自己所加，即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泡制的伪满政府，这说明作此简历者本人，也清楚打上引号的这两个字的政治含义。至此，告状者的告状目的和动机，便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千叶宣一先生知道真相后，只慨叹地说出一句话：“人心叵测啊！”

第二个问题，文某人的政治神经太过“敏感”了，手法却低劣，心术也不正。她在文章中将这个十年前的问题，与当前的“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日美全面加强一体化”等等事件拉扯在一起，是企图借此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情绪，她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呢？这不是“文革式”的卑劣手段又是什么！凡是经过“文革”的人都会有所体会的。文某人自己写了不少她在“文革”如何受害的文章，应该说，她对这种手段理应是不齿的，为什么现在又施于人呢？

在这里我想顺便说一件有关该文作者的事，或许有助于读者了解其人其文。那就是1985年她曾深感荣幸地去了日本，如今在中日关系紧张之时，她却出来煽动情绪，在一篇题为《九一八事变七十四周年感怀》（《大公报》2005-9-25）的文章中说，她恨日本人，“在日本的一年，度日如年，到一九八五年底，已把回国的行李打好了。”她早就应该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可是，她为什么要在1985年又想方设法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申请，主动把脑袋钻去日本呢？事情不止如此，到了2002年她又怎么样不择手段去乞怜日本政府的一个“表彰”呢？据报道，当她从日本政府官员手中接过奖状和银杯时，“她的眼睛禁不住湿润了，心中无限感慨”。这样两副面孔，孰真孰假，一目了然。更为恶劣的是，她这是采取了欺世盗名的不正当手段骗取来的。关于这个问题，还是引用当时日本方面表彰她的公开材料来说话吧。

日本外务大臣发表的受表彰者简介如下：

文洁若女士自1951年开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以来，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日本文学的翻译和出版事业。编辑和校对之余，她将《井上靖小说选》、《石川啄木诗歌集》等大量日本文学作品翻译并介绍到了中国。她将这些翻译工作的集大成——包括《源氏物语》、《川端康成小说选》等共三十卷在内的《日本文学丛书》视为毕生的事业，其中25卷已经完成并得到出版。此外，文女士还发表大量关于日本文学的评论和随笔，为中国的日本文学爱好者的增加做出了贡献。此外，她还担任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文学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的审查委员，为指导和培养年轻研究者和翻译者尽心尽力。

当时北京多家媒体报道了如下相同内容的消息：

文洁若女士从1951年开始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以来，在长达40余年的时间里一直从事日本文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编辑和校对之余，她将《井上靖小说选》、《石川啄木诗歌集》等众多日本文学作品翻译并介绍到了中国，而这些翻译工作的集大成者，则是她视为毕生事业的翻译巨著——由《源氏物语》、《川端康成小说选》等共30卷组成的《日本文学丛书》。

引用至此足矣。众所周知，表彰列举的四部译作中，《井上靖小说选》是唐月梅译的，《石川啄木诗歌集》是卞立强等译的，《源氏物语》是丰子恺译的、《川端康成小说选》是叶渭渠译的，凡是略知日本文学的中国读者，都会知道这不是文洁若翻译的。有一位大学教师看到这一消息，不无感慨地对我说：“读后颇感吃惊，国内学术腐败之风竟然漂洋过海，其‘勇气’实在可叹。”为了日本官方的一个“表彰”，就能这样糟蹋中国学人的声誉吗？！

[1] [2] 下一页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