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其他作家的翻译活动除去周氏兄弟之外，中国亦有大批的学界人士以极高的热忱投入到日本文学的译介之中。文学理论方面有：罗迪先译《近代文学十讲》(厨川白村)，李达发译《日本文坛之现状》(宫岛新三)，樊仲云译《文艺思潮论》(厨川白村)，徐祖正译《爱与认识的出路——失了恋的人的道路》(仓田百三)。文学作品方面有：夏丐尊译《女难》、《夫妇》(国木田独步)、《棉被》(山田花袋)、《秋》(芥川龙之介)；田汉译《菊池宽剧选》、《海之勇敢者》、《屋上的狂人》(菊池宽)、《桃花源》(武者小路实笃)；张资平译《不幸的男子》(武者小路实笃)、短篇小说集《别宴》(谷崎精二等)、《和解》(志贺直哉)、樊仲云译《桃色女郎》、《剧本》(武者小说实笃)；孙百刚译《出家及其弟子》(仓田百三)、《新村》(武者小路实笃)；张定璜译《死及其前后》(有岛武郎)、《殉情诗抄：海边的恋爱，断章》(佐滕春夫)等。此外，陈嘏发、徐傅霖、陈箸、方光焘、周白棣、章克标、汤鹤逸、许幸之、徐祖、郑伯奇、刘大杰、谢六逸等均有译作面世。
(三)“左联”时期日本文学翻译活动
“左联”时期是指从1930年“左联”成立到1937年的抗战开始。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最显著的特色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高度繁荣。这一风潮既和国际形势相呼应，也符合国内文艺事业的需要。特别是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更是明显地带有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色彩。代表作品有：山田房吉《日本无产文学史的概况》(钱芝君译)、佐藤清《文学及社会及时代精神》(张资平译)、西三郎《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发达》(高纷译)等。还有关于各种流派的艺术表现方式的理论译作。例如本田喜代治《写实主义与文学》(侍书行译)、兆村喜八《表现主义的艺术》(张资平译)、荻原蒴太郎的《象征》(孙亻良工译)、宁冈良一《日本之个人主义文学及其渊源》(张资平译)等。文学作品的翻译内容多样，各种流派的作品均得到译介。其中主要有唯美主义作家永井荷风的《旧恨》(方光焘译)，谷崎润一郎的《恶魔》(查士元译)、《春琴抄》(陆少懿译)，白桦派作家正宗白鸟的《向那里去》(方光焘译)，新现实主义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程鼎鑫译)，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的《拿破仑与新癣》(黄源译)，无产阶级文艺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假期》(聂绀驽译)和现实主义作家夏目漱石的《哥儿》(章克标译)等。这一时期作品的翻译与日本进入其近代文学之后流派纷呈有很大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文学作品其时在中国的翻译是开放式的。这里还有两个作家的翻译活动值得一提，他们是郭沫若和夏衍。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他于1928年流亡日本后开始译介日本文学。在这之前，他主要译介的是德国等其它国家的文艺作品，尤其是诗歌。他于1935年翻译了《日本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丰岛与志雄的《工人之子》，小林多喜二的《替市民》，德永直的《“抹杀”不了的情景》，芥川龙之介的《南京之基督》、《密柑》，志贺直哉的《真鹤》、《正义派》等15位作家的19篇小说。这一时期的郭沫若很注重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以他选择翻译的作品中，属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占大多数。夏衍是现代文学戏剧界的泰斗之一。他从事文学活动则是从翻译外国文学开始的。他于1902年留学日本，1927年因参加日本工人左翼文艺运动而被驱逐回国。译作高尔基的《母亲》代表着他翻译活动的最高成就。这一社会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是夏衍使用两种日文译本翻译出来的。另外，他还翻译了日本作家的不少作品，如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芥川龙之介的《败北》，金子洋文的《地狱》，藤森成吉的《牺牲》，石川达三的《未死的兵》。郭沫若曾经说过：“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这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从另一侧面揭示了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繁荣的原因。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期间，大约翻译出版了日本文艺理论、小说、剧本等三百余种，大大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坛，也极大地影响和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三、新中国成立之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活动从50年代开始继续进行。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日本文学的翻译情况，本文拟分三阶段进行阐述。这三个阶段是：建国十七年的日本文学翻译、文革十年的日本文学翻译和新时期的日本文学翻译。
(一)建国十七年的日本文学翻译
从1949年到1966年间，据《中国日本学年鉴1949—1990》记载，共44位日本作家的75种文学作品得以翻译，内有小说、小说集、诗歌集、民间故事集、文学普及读物等。大量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得以翻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个作家：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和宫本百合子。
(二)文革十年
1967年至1970年间，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可以说是等于零。直到197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出版了三岛由纪夫的《忧国》。作为被定性为反动作家的三岛由纪夫，此时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现并不作为文学上的研究，而是被定位在军国主义的政治位置上供批判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小林多喜二的《沼尾村》、《在外地主》和《蟹工船》。
(三)新时期日本文学翻译
1977年文革结束，一切百废待兴。看腻了几出样板戏的文艺界、文学界渴望着精神世界的再度重建。中国文坛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现象的出现即是人们这种渴望的表现。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从1978年开始又恢复了生机，迎来了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继五四时期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期。下面分两个阶段进行阐述：
1.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翻译可谓是全方位的翻译。严肃文学作品、日本文学史、作家传记、儿童文学、侦探小说均得到翻译，作品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期共有529种文学作品、44种儿童文学作品得到译介。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日本文学的研究工作也得到了重视。全国各地日本问题、日本文化或日本文学研究机构纷纷建立。例如，1979年9月“日本文学研究会成立”1985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与原国家教委合作在原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日本学研究中心”(现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等等。这些机构的建立无疑大大促进了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活动。第二个原因是翻译出版的某种程度的系统性。这一时期的许多译作均由不同的出版社结集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众多日本名作，如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周作人、王以铸译《枕草子·徒然草》、申非译《平家物语》、《日本谣曲狂言选》。另外，还有日本古典诗歌集《万叶集》、《古今和歌集》等。而以系列的形式系统地翻译日本文学的丛书系列当推1986年出版的《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丛书》的面世。该丛书由李芒、李德纯、高慧勤主编，于1985年—1988年间由十家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内有浪漫主义作家森鸥外的《舞姬》；自然主义作家岛崎藤村的《家》，山田花袋的《棉被》，德田秋声和正宗白鸟的合集《战争受害者的悲哀》、《新婚家庭》；现实主义作家夏目漱石的《哥儿·草枕》，石川达三的《爱的终结》，山崎丰子的《女系家族》；唯美主义作家永井荷风的《舞女》，佐藤春夫的《更生记》，舟桥圣一的《意中人的胸饰》等十一部。另外一套集子《日本文学当代丛书》由刘和民主编，共五卷。第一卷《夕雾楼》，是水上勉等的中篇小说选；第二卷《冰点》，是三浦绫子等女作家作品选；第三卷《磋跌情》，是石川达三等的长篇小说选；第四卷《砂女》，是安部公房等的中长篇小说选；第五卷《仙惑》，是电影和话剧剧本、诗歌选。这种以系列形式大规模地译介日本文学的活动在90年代成为主要特点。原因之三，此时中国文坛历经十年的荒芜之后，急需注入新鲜的血液。但中国文坛的重新建构并不是一夜之间便可以完成得了的。因此译介外来文学，引进外国文学以充实中国文坛便成为一时之需。这时的引进和五四时期的引进从表面上看虽然很相似，但却存在着质的区别。五四时期是将这种引进作为对抗旧文学的武器，意在革新思想，是新文学的奠基石。而这时的引进则更多的是填补文革之后的空白，当自我本身无法在较短时间内提供精神食粮时，翻译外来作品是最为简捷有效的。这也是这一时期翻译作品不少属通俗文学而非纯文学作品的原因。
2. 90年代，90年代日本文学在中国译介的最大特点是：翻译文学作品系列化，热点集中，特别是作家个人的作品集系列出版。文学上出现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发展有关。90年代的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商品意识、经济意识逐渐构成社会的主流。商业集团化使得各家出版社在发行某一作家的作品系列集之前，必须考虑其经济效益，小打小闹的操作在这种背景下不得不让位于有影响的作家个人作品系列集。这也是商业集团化在文学中的反映。当然，对于研究人员来说，作家作品的系列出版也有利于研究。下面简要介绍一下九十年代较有影响的三套作家个人作品系列。1991年日本文学研究出现了三岛由纪夫热，起因有二：1)学术研究无禁区的原因使然。2)80年代中期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才开始被介绍到中国。在这之前三岛由纪夫一直被作为反动作家而被禁闭于研究的禁区之内。与1971年翻译其《忧国》作为批判之用不同，90年代人们对三岛由纪夫的研究大体有两个主要方向。一种倾向对其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性格、审美意识等的观照；一种则通过对其艺术美的分析，揭示其丑恶的反动性。总而言之，这股文学研究热在批判其反动政治态度的同时，也肯定了其作品在艺术创作上的可挖掘性。由于这一研究热潮的推动，加之该作家在现实中因激烈的自毁行为而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不少读者希望能够读一读他的作品，至少能够有所了解。1995年作家出版社很快出版了“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其中包括“丰饶之海”四部曲《春雪》、《奔马》、《晓寺》、《天人五衰》，以及《假面自白·潮骚》、《忧国·仲夏之死——短篇小说集》、《爱的饥渴·午后曳航》、《金阁寺》、《阿波罗之杯——散文随笔集》、《弓月奇谈——近代能乐、歌舞伎舞》、《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共11本。这既满足了研究者的需要，也适应了文化市场的需求。1994年江健三郎继川端康成之后，成为日本第二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他作品的研究，随之成了90年代的又一个热点。作家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集，其中包括：《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性的人》、《广岛札记》、《死者的奢华》等。在这之前，中国读者对大江健三郎是很陌生的。可大江健三郎早已是日本战后文学的重要人物。《战后日本文学史》称“大江健三郎塑造了独特的形象，创造了独特的文体，终于成为新时代文学的旗手”。他的作品因大量消化吸收了西方的文学技巧，又扎根于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思考方式和审美情趣，因而获此殊荣。1996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当代日本“都市文学”代表作家村上春树的精品集(林少华译)，共有《挪威的森林》、《青春的舞步》、《象的失踪》、《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五部小说。村上春树是目前日本最受欢迎的纯文学作家之一，被称为“80年代的夏目漱石”。他的作品多以现代大都市青年男女为主人公，展示物欲横流的大都市的异化，现代社会的孤独和冷漠，青年人主体意识的丧失和对纯真感情的真诚怀想。译者林少华认为他的作品“善于把西方冷静的理性分析，荒谬的梦幻意识同日本文学传统中的精髓熔为一炉，多以刻画大都市中小人物尴尬处境和青年知识分子失重的精神世界见长”。村上春树的创作一反日本小说常见的细腻委婉、优美纤细，而是简洁、明快、幽默，可读性强。这种风格显然打破了日本纯文学文坛的沉闷气息。
四、结语
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的历程，经历了两起两落。维新运动到五四之前的这一时期为开创期，梁启超是引导这一开创时期的主要人物，为第一次高潮的来临奠定了基础。两次高潮分别是五四至新中国建立之前和新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点是译作数量多，译者群大，涉及面广。不同点在于前者是一次革新旧文化的翻天覆地的质的变化，重在吸取。后者重在介绍，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坛的补充，另一方面是人们用作了解、借鉴外来文化的媒介，不存在质变的问题。两次低潮分别出现于抗战时期和文革时期，原因不言自明。近一个世纪以来，日本文学在中国也随着中国文坛经历了风风雨雨，而众多译者对此做出的贡献令人钦佩。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随着地球的不断变小，前景将更加广阔。
参考文献: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1991，《中国日本学年鉴1949—1990》。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1992，《中国日本学年鉴1992》。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陈玉刚编，1989，《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何德功，1981，《中日启蒙文学论》。东方出版社。何乃英，1997，《日本当代文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德纯，1996，《物欲世界的异化》，见《挪威的森林·译本序》，漓江出版社。马祖毅，1984，《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秦弓，1995，《觉醒与挣扎》。东方出版社。唐月梅，1991，〈从美的困惑到危险的美与丑——论三岛由纪夫的审美意识〉，《世界文学》第1期。王成，1992，〈1991年日本文学出版研究综述〉。见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中国日本学年鉴1992》。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王向选，1991，〈三岛由纪夫小说中的变态心理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王中忱，1995，〈边缘意识与小说方法〉。见《大江健三郎作品集·译序》。光明日报出版社。西乡信纲等著，佩珊译，1978，《日本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伊藤虎丸著，孙猛等译，1995，《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严绍汤玉，1987，《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叶渭渠，1995，〈“三岛由纪夫现象”辨析〉。见《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代总序》。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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