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周一将自己两大册文学史巨著称为“序说”，暗含自谦之意，但恐怕更有“此乃重新思考日本文学史书写之开端”的自负。

　　日本最早的《日本文学史》是由三上参次和高津锹三郎于1891年编撰的。在该文学史序言中，作者强调了日本文学史的“国文学”性质：“所谓一国之文学，即一个国家的国民运用该国的语言表达其独特思想、感情和想象的作品”。根据此定义，作者将日本汉文学从日本文学史中驱逐了出去。当然，这样的编写方法并非他们两人的发明，而是如序言所说是模仿了欧洲国别文学史的写法。文学史的书写始于近代欧洲，是与近代各种文化制度相伴诞生的。它开拓了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美学研究领域，但也起着宣扬以语言为精神纽带的民族纯真性的幻想，以及强化“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同时，文学史实的排列贯穿着西洋中心主义的进化论史观。三上他们编撰的《日本文学史》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两个特点，并以此为起始形成了此后日本文学史书写的基本框架。

　　对此，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从正面予以批驳。首先，明确指出日本汉文学是构成日本文学史的重要部分。加藤说：“向来的日本文学的定义，是用日语撰写的文学。本书所赋予的定义，是用两个国家的语言，即日语和中国古语撰写的文学，这种情况类似西方中世纪的文学”。他在书中分析道，从7世纪至19世纪，日本文学存在着两种文学，即假名文学和汉诗文。譬如《万叶集》和《怀风藻》、《古今和歌集》和《文华秀丽集》。尽管能够更丰富、更微妙地表现日本人的感情生活的，是用假名创作的和歌，而不是汉诗，但在散文方面，用假名写的诗论《歌经标式》，其理路则比不上用汉文写的《文镜秘府论》那样清晰。随着时代的推移，汉诗也涌现许多杰作，如室町时代五山诗僧的汉诗与连歌都同时达到当时的最高艺术水平。因此，可以说这两种文体都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其次，否定西洋中心主义的进化论史观，提出日本独特的文化历史发展类型。加藤认为，日本的文学式样和美学观念是在不断叠加的过程中发展的，而没有出现一种文学式样取代另一种文学式样的现象。如抒情诗的主要形式早在8世纪就形成了三十一音缀成的短歌，17世纪产生了十七音的俳句，20世纪以后又诞生了自由体诗型，但时至今日，短歌仍然是日本抒情诗的主要形式之一。加藤的这种文化史观不仅体现在对文类演变的宏观把握上，也表现在对具体作家和作品的独到评价上，如近代作家泉镜花在一般文学史上并不占有重要位置。因为按照一般近代文学史的看法，明治30至40年代是自然主义思潮的鼎盛时期，自然主义文学以及同样以西洋文学为背景的反自然主义文学才是叙述的重点，而沉浸在传统文化中进行创作的泉镜花只是这一发展进程中的例外。然而，加藤周一却在“例外”中发现了特殊意义，专章论述。他说，镜花的散文是以德川时代的小说为基础，采用抒情的日语，又运用绘画般的手法，在余韵、滋味等方面，充分发挥了日语独特的表现力。由此证明传统文学在明治以后的延续和发展，否定那种以西洋文学思潮为基准的文学史书写方法。

　　其实，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解构主义浪潮中，日本学界批判文学史书写陈旧框架的声势非常浩大。但一般都止于否定，没有提出新框架。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写于70年代中期，尽管在一些具体论述上尚存在可商榷之处，但重视东亚文化场域中的文学变迁，提出了新的宏观思路。在此意义上，该著作确实担当得起引导更多“本论”涌现的“序说”两个字。（《日本文学史序说》：加藤周一著；叶渭渠、唐月梅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