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语”是日本最早的小说模式。物语文学最先是分传奇物语与歌物语两类。传奇物语，如《竹取物语》，对民间流传的故事进行加工和创造，强化其虚构性，赋予其浪漫的色彩，并加以艺术的润色，将其提炼成比较完整的故事。歌物语，如《伊势物语》，则与中国的“本事诗”近似，和歌与散文结合，互为补充，叙说着世间的故事和人间的情感。这两类物语文学都是脱胎于本土或外来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形式都是由一个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短故事组合而成。这两类物语文学向独立的故事发展，经过以传奇为主的《竹取物语》、传奇与写实结合的《宇津保物语》，到写实的《落洼物语》，物语长篇化了，接着产生了长篇的虚构物语《源氏物语》，统合虚构物语与歌物语，以写实与浪漫手法相结合，以虚构的故事与诗歌相结合，构成了独立的文学想像的空间，形成一种新的物语品种——创作物语。它成为一种颇具规模的长篇小说形式，从而将日本古代物语文学推向最高峰。随着时代的变迁，物语文学不断发展，至近古，产生了历史物语、战记物语、说话物语等类型的物语文学。从平安时代至镰仓时代有200部以上的物语文学作品问世，但现存仅约40部。可以说，物语文学的出现，在日本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划时期的意义。

　　《竹取物语》是“物语的鼻祖”，讲述了主人公“辉夜姬不染尘世，怀抱清高之志，终于升入月宫”的故事。它是第一部用假名书写的古代小说，第一次实现了日本语言与文字的统一，对于其后古代散文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这部物语首先是源于日本自古以来在自己的风土上培育出来的丰富的神话和传说故事，比如仙女穿上天羽衣升天的故事，比如竹取翁偶逢神仙，觉得可爱又神奇，便与七仙女对歌的故事；其次，它与中国民间传说《斑竹姑娘》、《月姬》和《嫦娥奔月》等也有明显的联系，有不少可比性，足见中日两国文学和文化交流的源远流长。

　　作为日本第一部歌物语，《伊势物语》是以和歌为母胎发展起来的。它由125篇话、206首和歌并列构成，每篇话联系不大，主要通过歌人在原业平的“风流”、“好色”的每个小故事松散地贯穿起来，没有完整的统一的情节。主要内容是主人公举行初冠（日本古代贵族 11岁至16岁时举行的成年仪式）、外出游猎、宫廷内外的恋爱情事，以及他临终赋诗感慨人生。书中反映的主要是男女间的情爱，其中有男女的纯真爱情、夫妇的恩爱，也有男人的偷情、女人的见异思迁。它表现了风流的情怀，好色而不淫。也有的地方对王朝歌功颂德，对暮年悲伤慨叹；有的地方则对社会生活主要是贵族生活进行了描写，如皇上行幸，高官宴饮；有的地方则是对景致的细致描写，以景托情；也有个别地方写到了身份低微之人，如在荒凉乡村里的美女、在农村耕作的人、身份卑贱的仆役，作品描述了他们的生活，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他们的喜怒哀乐的种种世相。

　　在这种物语文学发展的状态下，古代长篇小说的先驱《宇津保物语》诞生了。《宇津保物语》以俊荫一家传授琴艺和与贵族联姻而引起政治纷争为主题，从超现实的浪漫故事开始，最后又在传奇浪漫的氛围中结束。首先，它以渡唐谭、接受仙乐而展开《竹取物语》式的求婚谭。第一部分几乎全赖求婚的故事而构成，但它描写的求婚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摆脱了传奇的色彩。同时，它通过两个贵族求婚于一女，以及争立太子，将宫中权力争斗引人故事中，扩大了物语的主题。这说明作者的创作已具有一定的现实感和对社会的批判意识。不过，最后争斗以“国让”而告终，又突然脱离现实生活，转向一个无矛盾无纷争的理想世界，实现大团圆的结局。这部物语，着眼于平安王朝贵族社会围绕立太子而引发的纷争，反映了与之相关的政治生活和恋爱生活，具有浓厚的现实感；同时，它又通过对学琴、磨炼艺道的记叙，宣扬崇高的艺术精神力量及其不灭之美，为此甚至将音乐神秘化，并以一种超自然的描写来调和种种矛盾。

　　继《宇津保物语》稍后问世的《落洼物语》是一个中篇物语。中纳言源忠赖的女儿，受到继母的冷落，被迫住在一间低洼的屋子里，因而人们把她叫作“落洼”。落洼在家中备受虐待，侍女阿潜同情她。在阿漕和阿漕的丈夫——左近卫少将道赖的仆人带刀——的帮助下，落洼认识了少将。少将真诚地爱着落洼，并娶她为妻，过着美满的生活。为此继母怀恨在心，对阿漕和带刀加以打击；另一方面，少将对中纳言一家进行种种无情的报复。源忠赖故去之后，继母被彻底整垮，最后少将见继母略有悔悟便宽恕了她，对她加以庇护，从而消除了家庭的冲突。作品的中心思想似乎是劝善惩恶和宣扬贵族家庭的道德伦理，比如落洼、阿漕、带刀以及少将的扬善惩恶，都带有警世的意味，具有一定的哲理。

　　这几部作品开始注意曲折的情节、比较完整的结构，以及人物性格的细节描写，从而初备小说的规模。其次，它们开始摆脱古代寓言、神话、史传的色彩而转向对现实生活——大部分是恋爱生活和政治生活（政治斗争）——的描写，突现了贵族社会的种种世相，在表现手法上写实与浪漫相结合。再次，这几部物语作品经过有意识的虚构，不同程度上增加厂生动的对话和对人物心理的描写。它们初具小说的虚构性、现实性和批判性三个基本要素，而且三者开始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古代小说形成之初，能够达到如此水平，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很有价值的。它们促进厂日本古代长篇小说的成熟，催生着《源氏物语》的问世。

　　《源氏物语》借以源氏为代表的皇室一派和以弘徽殿女御为代表的外戚一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作为背景，描写源氏的爱情生活，但却不是单纯描写爱情，而是通过描写源氏的爱恋、婚姻，来反映一夫多妻制下妇女的欢乐、愉悦、哀愁与悲痛，反映她们的命运。小说着墨最多的是源氏及其上下三代人对妇女的摧残。源氏的父皇玩弄了更衣，而更衣由于出身寒微，在宫中备受冷落，最后屈死于权力斗争之中。源氏依仗自己的权势，糟蹋了不少妇女：半夜闯进地方官夫人空蝉的居室玷污了这个有夫之妇；践踏出身卑贱的夕颜的爱情，使她郁郁而死；看见继母藤壶肖似自己的母亲，由思慕进而与她发生乱伦关系；闯入家道中落的末摘花的内室调戏她，发现她长相丑陋，又加以奚落。此外，源氏对紫姬、明石姬等许多不同身份的女子，也都大体如此。在后10回里出现的源氏继承人熏君（他名义上是源氏与其妾三公主之子，实际上是三公主与源氏的妻舅之子柏木私通所生），继承了祖、父两辈人荒淫的传统，摧残了孤苦伶仃的弱女浮舟，又怕事情败露，把她弃置在荒凉的宇治山庄。

　　在这些故事里，不难看出这些乱伦关系和堕落生活是政治腐败的一种反映，和他们在政治上的没落与衰亡有着因果关系。尤其是作者描写了源氏营造的六条院原来被世人誉为琼楼玉宇，源氏逝后却“必然被人抛合，荒废殆尽”，并由此慨叹“此种人世无常之相，实在伤心渗目”，这证明作者对贵族社会走向崩溃的趋势是有强烈的预感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源氏三代的乱伦行径的描写和对“原罪意识”的揭示，以及进一步对他们心灵的救赎和人性的紊乱的反思，作者很明显是要在艺术审美表现上创造一种悲剧形态。

　　在《源氏物语》中，作者紫式部继承了古代歌谣、和歌、虚构物语、歌物语等传统文学的精华，借鉴了这些先行文献的典故，借用了其中的某些创作手法，作为其创作思考的基础，并活用在具体的创作中。同时，她学习和汲取藤原道纲母的《蜻蜓日记》，完全摆脱了此前物语文学的神奇的非现实性格，成功地将日常生活体验直接加以形象化，并且扩大了心理描写，在更深层次挖掘人物的内心生活，出色地描写了当时女性的内心世界。她还继承和融会了《蜻蜓日记》所表现的“哀”的审美理念，并学习清少纳言观察事物时的冷静和知性的方法，参照其《枕草子》摄政的藤原家族的盛衰历史为背景，通过描写平安朝的时代、京城、自然、贵族、女性和自我感受来反映社会世相的写实创作经验。也就是说，《源氏物语》的问世，与先行的传统韵文文学、散文文学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它们对于这部作为日本古代长篇小说的品格的提升，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化、文学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是接受了中国佛教文化思想的渗润，并以日本本土的神道文化思想作为根基加以吸收、消化与融合；二是借用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尤其是白居易的诗文精神，并把它们融合在故事情节之中。因此作者紫式部强调：“凡人总须以学问为本，再具备和魂而见用于世，便是强者。”这里的“学问”，当时是指“汉扩，即中国的学问。这说明紫式部既重视当时的中国古籍，又对和魂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紫式部一方面开放性地学习和吸取中国义化、文学思想，一方面又根据本国文学的需要，慎重地加以选择、取舍与扬弃。

　　据日本学者根据现存的平安时代后期藤原尹行的《源氏物语》最早注释书《源氏释》统计：《源氏物语》引用和汉典籍全部共计488项，其中和歌 360项、汉诗文49项、故事19项、佛典13项。就以活用《古今和歌集》与白居易诗来比，前者比后者多6倍有余。因此，中国文化、文学对《源氏物语》的影响是相对的，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对日本文化和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独创以“物哀”为主体的美学观，以及紫式部本人丰厚的生活体验和素材积累，才是《源氏物语》的根基。恐怕应该这样说，《源氏物语》是以日本传统为根基的中日文化和文学交流的结晶，是中日文化、文学融合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