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场公彦/陈都伟译

    一、以地区研究为媒介的话语空间

    　　作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加害者的东史郎出版了个人行军日记后，因日记记述他的上司策划实施了某杀人事件，于是在1993年被那位上司以记述虚构为名告上东京地方法院。3年后，东史郎一方败诉，接下来的高等法院判决也于1998年败诉。判决后，出版日记的出版社遭到右翼青年的袭击。中国国内认为上述一连串举动是否定南京大屠杀进而否定侵略中国的有意行为，因此反映激烈。各大媒体连日大幅度报道（1），学生的抗议和学者的抗议声明接连出现，中国政府也通过外交途径表明了遗憾之意。但日本政府方面对此的解释是，判决并不是否定南京大屠杀，它只和个人的名誉伤害有关（2）。日本媒体对中方上述一连串的动向几乎未加报道。所有这些都表明中日两国之间对同一历史磁场内所产生的问题的关心度和信息量是有着多么大的差距！

    　　1997年，美籍华裔新闻工作者张纯如（Zris Chan ）出版了记实作品：《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该书立刻被美国各媒体大加报道和赞扬，尤其在美籍华人中被当作热门话题，成为畅销书，并被翻译成汉语等各国语言。但该书却受到尤其亚洲研究者的强烈批评（3）。日本驻美大使对书中的不准确记述表示了不快之意，等等，总之在日本的反响也很大。虽然曾经策划翻译出版日文版，但由于希望纠正许多失实之处的译者和忌讳这种纠正将导致歪曲事实的原作者之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放弃了日文版出版计划（4）。日本方面，除右派系统的报纸杂志登载了激烈的批评性新闻报道以外，大部分历史学者一方面表明了对该书的不快之意（5），认为它错误百出，没有应用日本相关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出于对持续生产着"南京事件虚构论"的日本政治言论状况的忧虑，大都不愿从正面进行批评。

    　　作为日本近代史研究者的吉田裕对有关南京事件的言论状况很熟悉，他认为张著是一部"引发复杂感情的著作".即该书无视在此以前日本研究者和新闻报道人员有关南京事件的辛苦业绩，只强调了日本军队的残忍：上述主张和中国大陆围绕南京事件的社会运动完全一致，同时因为日本方面存在着战后处理不到位的情况和"南京事件虚构论"不断持续生产着的现实，很难判定她的言论为无效之谈。这样便出现了"类似恶性循环的状况".正因为此，"我们历史研究者越来越难以发表意见。……可以说在今天的日本尚不存在将上述事件作为'历史'进行讨论的环境。……在现在的日本，南京事件仍然属于'政治'问题"，吉田裕分析自己那种对是否批判张著该书犹豫不决的心理时，感慨地说道（6）。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种作为研究人员道德必须遵守的自我制约型行动方式，即，如果不从历史主体之间围绕某事件而展开的激烈对抗现场拉开距离，就无法描述客观的实像。

    　　过去竹内好曾经提到欧洲侵略亚洲可能会使亚洲开启"近代"的历史，并论述说"历史决不是空虚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那种使自己成为自己、并为之不断战胜困难的无限空间，自己便将丧失，历史恐怕也会丧失吧"（7）。而在上述事例中，正好和竹内的观点相对照，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试图正确把握流动着的现实的姿态，这种姿态是通过从历史产生的瞬间磁场当中拉开距离而得以实现的。

    　　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开拓者，J ·K ·费正清（J.K.Fairbank）的中国研究，对战后日本以东洋史为中心的中国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费正清博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美国政府国务卿下属战时情报局的调查员，以战时的重庆为活动基地，长期驻留中国观察国民政府的动向，并积极和曾经采访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延安的斯诺（E.Snow）、史沫特莱（A.Smedrey ）等记者交换信息，并参加了太平洋问题研究会等由各界有识之士组成的民间国际性研究团体。博士在日本军事扩张的威胁感不断加深的1935年，这样叙述他在北京时候的心境：

    　　"所谓的地区研究专家，其实是旁观者。他们被赋予一种特权，根据这种特权，他们可以置身其外地去观察眼前所展开的人间悲喜剧。正以为如此，他们怀有矛盾的心情"（8）。

    　　可以说当事人的上段话确切地表现了地区研究中的知性状况和局限性。研究者作为观察者（watcher ）·旁观者（observer），通过和观察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从而确保了实证性。这里的知识从对象地区向观察者所属地区单方向流动，而逆方向反馈则没有，这样，两个方向上的对话便无法成立。

    　　在承袭上述以事发现场的信息情报为调查研究对象的研究方法上，费正清博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中国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课程（9）。接着在1948年组织了远东学会（far eastern association ），该学会不是研究系统理论的专业领域，而是"以学习当地语言和跨学科式共同研究为基础的所谓地区研究"（10），中国研究被列入其中。当时正值国共内战时期，由于亲眼目睹了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腐朽脆弱，美国对作为曾经参与抗日战争的同盟国的国民党政权的评价，逐渐由尊敬转为怀疑和失望（11）；同时，伴随着东西冷战的开始，美国对日益强大的共产党政权的恐惧和担忧逐渐高涨，这样，中国研究便带有"'敌对国家'研究的国策研究的性格"（12）。

    　　上述中国研究的形态在催生日本学界的地区研究型现代中国研究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日本现代中国研究的发端大概开始于1958年成立的通产省所属特殊法人亚洲经济研究所和1960年成立的外务省所辖财团法人国际问题研究所。在那里，一方面和现代中国的政治倾向保持着距离，另一方面运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方法展开了以实证性现状分析为核心的调查研究。

    　　虽然如此，在日本，传统中国学（过去的"汉学""支那学"）里面的学术性历史研究方式和现代中国的同时代研究（过去的"支那概况"）里面的社会科学式方法方式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从战前便持续着的断裂。美国的中国学依靠地区研究消除了断裂；而日本方面由于没有找到将近现代史研究和现代中国论联结起来的方法论，双方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处于分割的状态中，其结果，很难描绘出统一的中国像（13）。

    　　无论怎样，战后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以中国版图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研究单位不断积累着地区研究的成果。其中，通过将中国政府和地区的动向加以非常冷静客观地数据化来把握，从而提示出标识现代中国轮廓的话语空间。

    　　那么，作为地区研究而被再编的中国研究，是怎样产生并固定住那种力图和活的历史现场保持距离的观察者姿态的呢？拙稿准备以战后日本的知识界、论坛以及报界媒体为线索，探讨其中的所谓中国观察者（china watcher ）是如何形成起源并流传成为现代中国像的主流话语的。

    　　特别地，拙稿将描绘作为话语广场的综合杂志里面的现代中国论形成过程。这里，尽可能覆盖战后1945年12月创刊的《世界》杂志（岩波书店刊）迄今为止的中国关联报道。之所以要这样做，并不仅仅因为笔者拥有就职于该杂志编辑部的"地利"之故。而是考虑到该杂志是传达世界现状认识并致力于战后日本的和平建设、民主化和市民社会创设的言论中心杂志，是以学术界著者为写作主轴的媒体（14），在分析学术界·论坛的中国观特质方面具有非常便利的条件。实际上，登载在该杂志上的中国相关报道，较之其他领域的报道，其分量是丰富的，由于它不是专业杂志而是面向广大的一般读者，登载的主题和执笔者的阵容各种各样，多姿多彩，相信在探索中国像·中国观的多样性及其谱系、变迁方面，将为我们提供有效的素材。

    　　但，也必须考察和其他杂志相比较后的该杂志的特点，以及该杂志的中国相关报道所给予同时代论坛和社会运动的影响究竟占有什么样的客观位置。为此，就需要和其他杂志按照时代排列进行对照比较，确认各杂志通过"论坛时评"等反映出来的评价，进行采访各杂志的历任主编·执行主编，等一系列作业。需要声明的是，拙稿将不进行上述一切作业，归根到底不过是基于各个报道言论所作的历时性评价而已。

    　　二、作为思想资源的中国

    　　1、1940年代后半期——50年代前半期

    　　日本败战之后随即开始的中国内战，被日本知识界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引发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变革的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相互争夺主导权和政权合法性（入江启四郎〈中国革命的基本性格和现阶段〉1946年7月号《世界》所刊，略记为46·7；以下作同样的略记）。在这期间，《世界》杂志一直关注着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动向。从执笔阵容的面目来看，既有中西功、岩村三千夫、内山完造等驻留中国经历很长的日本人，还有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埃德伽·斯诺（Edgar Snow）、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安德利·霍斯（Andrem Hoss ）以及马克·盖因（Mark Gain ）等西方记者根据现场报道所作的现状分析。

    　　在1949年8月号的特辑〈怎样认识中国的现状——支那学者的回答〉里面，充分重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意义，仁井田升（法学·制度史）、吉川幸次郎（文学）、平冈武夫（思想史）、松本善海（近世·近代史）、贝冢茂树（古代史）等堪称中国研究界重镇的学者们，对于中国的社会变革瞠目结舌，开始质疑他们在此以前的研究视角，并呼唤建构新的认识框架。在这之前的该杂志中，由满铁调查部出身人员和驻留中国经验很长的记者等所谓"中国通"所作的报道占有压倒性的多数，而这个特辑则可以说是学术界从正面所作的一次回答。

    　　松本认为，在那之前的"汉学者"（中国学学者）和"支那通"（现代中国问题研究者）各自研究中国而互相没有联系的状况是不幸的，指出学术界所描绘的中国像和报道界所描绘的中国像是有着如此大的断裂。并在承认"对过去中国的尊敬和对现在中国的蔑视，两种感情潜在里同时存在"的现实的基础上，作以下主张。

    　　"特别在我们的场合里，需要一种突破森严存在着的铁幕的勇气。而且，一旦我们踏出铁幕外一步，那么，判断我们那些旧的中国研究所积聚起来的学问体系……是否正确……，将只能是变革之中的中国现实。因此，如果中国的现实背叛了我们，我们也只能尽快地修改自己的历史。（中间省略）人们不知道中国的苦闷，就是日本的苦闷，也不知道为了摆脱那种苦闷，中国正在满怀信心地走上新的道路；不，更确切地说，人们没有被告知上述事态，但如果导致上述无知状态的原因在于人们的不关心，那么应该责备的便不应该只是媒体报道机构一方面的怠慢吧。首先中国研究者自身的反省是个先决问题"（〈中国的苦闷和中国研究者的苦闷〉）。

    　　松本接着批评那种植根于日本中国学界中泛滥的"中国的停滞性"之类先入之见、简单将中国革命视作历史的断裂的倾向，认为那只不过是"一相情愿的希望的投影"而已，呼吁人们深刻理解"眼前所正在发生的中国巨大社会变革的真正意义".另一方面，觉悟感受到"中共革命所具有的真正全新性"的贝冢，抛开自己专业领域古代史学的学科限制，从1955年开始在同一杂志上开始长期连载《毛泽东传》。大概同一时期，《世界》杂志在其他各国之前率先连载埃古尼丝·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从54·1到55·1.1955年由岩波书店出版），和埃德伽·斯诺的《西行漫记》（原书于1937年出版，日文版本于1952年由筑摩书房出版）一起，将中国共产党革命家的人物肖像和眼前进行的中国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在众多读者中唤起了对于新中国的无限的憧憬和梦想。

    　　意外地是，这个堪称划时代的学术界呼吁，在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者中非但没有引起共鸣，反而招致强烈的反对。竹内好在这次特辑之后，关于这次特辑策划用一种辛辣的口调评述说（15），"京都派的旧'支那学'学者们，以他们自己的陈旧中国观为基轴，说着一些中共革命不过易性革命变种之类的痴人梦语。（中间省略）我们再也无法容忍那种旧'支那学'学者们试图从侧旁阻挡国民真正开眼注视历史事件的方式了"（16）。竹内好所针对的见解可能直接是指平冈武夫关于"天下的世界观不会变"的观点，但为什么针对特辑整体作上述批评呢？今天看来确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奇妙的光景。只是因为竹内好在谈到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动机时，认为"通过否定官僚化的汉学和支那学以从内部求得学问的独立。汉学和支那学已经丧失了历史性，他们对现代支那的理解是无力的"（17），大概"支那学学者"自身从"支那学"的立场论述现代中国，这一事情本身便难以成立（18）。同样，山田庆儿（现代中国科学思想研究者），提及这次特辑时也批判了学院派中国学学者的认识现实能力的低下（19）。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现代中国论者对开头所述的历史研究方式的不信任感，或者说是年轻一代研究者对中国学前辈所描述的传统中国像表达出来的反感。

    　　根据来自现代中国现场的现状报道而产生的中国革命印象，和苏联的革命像相比较，具有农民革命的特点。这个农民革命是以边境根据地延安为信息发生传播源的。关于革命的进程，特别地，有关土地政策和农地解放的报道引人注目（尾崎庄太郎〈最近的中共土地政策〉48·10等），这种现象和1959年以后关于人民公社化的关联报道层出不穷相对应（其代表性的报道首推A ·L ·斯特朗（A.L.Strong）从59·10连载至60·1的〈人民公社向纵深发展〉。该书于1960年由岩波书店出版）。

    　　对革命的注视，也包含着对新文化诞生的期待。对中国语文改革（参见三好一〈关于中国的罗马字运动〉50·11）和新文学运动（参见仓石武四郎〈中国文学向何处去〉51·2）的关注，和一种探求新语言新文学之可能性的关心相联系（参见河盛好藏、竹内好、丰岛与志雄〈中国的现代文学〉52·4）。

    　　1950年开始的朝鲜战争，在中国也称为"抗美援朝战争"，是亚洲从冷战向热战的转折点。次年签定的旧金山条约排除了中国和苏联的参与，是日本与美国的单独讲和，于是一种认为对美讲和乃合流于美国的封锁中国战略的批判（参见入江启四郎〈关于和"中国"缔结条约——达莱斯（J.F.Dulles）访日和其后〉52·4）展开了，这种批评认为52年和台湾国民政府缔结的日华和平条约，导致了日本再次军事化并招致亚洲诸国的不信任（参见世界之潮〈日华条约和亚洲的反映〉52·5），将拉铁摩尔被麦卡锡主义追及"赤化"责任一事加以问题化（参见世界之潮〈拉铁摩尔教授事件〉52·9），等等，中国相关报道被放到东西冷战对立的世界结构中去。

    　　关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关联报道，值得注意的是执笔阵容的多姿多彩性。一方面以现代中国学研究者为核心，另一方面各个领域的研究者都执笔参与，中国学以外的学者也以讲和问题和东西对立问题为中心参与进去。除了记者、作家以外，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战争中曾长期滞留中国的人们的来稿。他们是直接体验了中国革命变化推移的同时代史的证言人。这些论稿对新中国的建设抱有强烈的认同感，他们对联合国军结束占领后坚持鲜明地追随美国路线的吉田内阁强烈不满，并以这种不满和批判为团结基轴，统一了意志认识；这种统一意志表现为知识分子的体制批判，他们希望结合中国不断变革着的动向，改变战后日本国家建设的方向。以中国的变革为想象（mirror image），可以说这种批判里面蕴涵着对本国·本民族变革的热切期待。

    　　2、1950年代中期——60年代前半期

    　　这个时期以1954年日内瓦会议里面的印度支那停战决议、东南亚五国的科伦坡会议、为解决围绕着西藏问题的中印纷争周恩来·尼赫鲁所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二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等等为体现，是不断在国际社会里呼吁和平与独立的亚洲诸国的发言力量逐渐增强的时代（参见蜡山芳郎〈亚洲震动着世界〉54·8）。该杂志其中特别详细介绍具有巨大存在感的中国的动向，对身兼总理与外交部长的周恩来的发言尤其关注，不厌其烦地登载他的发言录与会见记录（参见54·7、9、12，55·1、4、5、6、10、11，57·2、10，59·5，61·4、9，66·3）等。周恩来确实是代表新亚洲之新中国的闪耀明星。和民族主义高涨的亚洲相联合方是日本的"民族使命"，上述主张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产生的（参见竹内好、石田雄、堀田善卫、加藤周一〈座谈会亚洲中的日本〉58·6）。

    　　该杂志也是呼吁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社会呼声的信息发源地之一。阻碍邦交正常化的因素，在经济上是COCOM 体制（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Control ，即"限制对共产主义圈输出机构"），在政治上表现为日美安保体制。关于前者，以1954年成立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为据点，以财界的经济人为中心，策划了〈日中贸易的转机到来〉（56·12）、〈中国和日本〉（57·2）等特辑，呼吁摆脱对美国经济依附的状况和扩大日中贸易（代表性的论稿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的〈忧虑日中关系的现状〉55·11、蜡山政道的〈恢复日中邦交问题——政治方面的考察〉57·2等等）。关于后者，通过〈能允许"静观"吗——将要断绝的日中关系〉（58·10）、〈能允许沉默吗——条约批准和日中关系〉（60·5）等特辑，集结各界力量，展开了对岸信介政权的安保改定路线和敌视中国政策的批判，并参与倡导了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的国际舆论（代表性的论稿有上原淳道的〈国民的日中问题〉62·4）。

    　　这里所不能忽视的是，作为日中邦交恢复主张之基磐的对中战争责任论。在该杂志中特别强调这件事情的论者是，60年代频繁在该杂志发表中国关联论稿的竹内好。对于竹内来说，日本的真正独立表现在，和"世界上唯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未完结部分"即中国之间结束"法律上的战争状态"，顺利恢复邦交；作为涉关"民族道义生命之持续"的"国民课题"，主体地承担起"日本方面的责任事项"（参见竹内好〈中国问题和日本人的立场〉61·6）。

    　　还有，潜伏于上述战争责任论背后的是，旧日本军人们和旧居留移民们在战后仍然抱有的自责侵略中国和赎罪的想法。军人的再访中国记录（参见远藤三郎〈军人所看到的新中国——毛政权的未来和侵略的可能性〉56·3），医生的战时体验（参见加地信、志贺直哉、谷川澈三、广津和郎，主持：吉野源三郎的〈滞留中国生活十年——询问加地医生的体验〉57·2），侵略材料的发掘（参见〈报告战争中强制中国苦工劳动的记录〉60·5），复员战犯们的回顾（参见藤田茂、国友俊太郎、五十岚基久，提问人：谷川徹三〈座谈会我们对中国人做了些什么——读《中国苦工劳动的记录》〉60·6）等等，这个时期，大量体验者的证言如同主张邦交恢复的支持宣言，被刊登在杂志上（20）。

    　　另一方面，1958年8月，人民解放军炮轰台湾海峡中近接着中国大陆的台湾马祖·金门两岛，引起了美国第七舰队进入战斗状态的紧迫态势。伴随着那种"原子弹·氢弹是否会在我们头上爆炸"的恐怖感，这种紧张态势被视作为一场"转化成全面世界战争"的危机，立刻，名为"台湾海峡的紧迫和日本"的特辑被策划出来（58·11）。其中认为事态责任的一端在拒绝与主张两岛主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的日本政府方面，因此迫切需要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编辑部在该特辑上所发的前言）。

    　　怎样把握中国？和中国缔结什么样的关系？——如何看待东西冷战下的国际关系，日本站在东西的哪一方，是坚持非同盟中立吗（代表性的论稿有坂本义和的〈中立国日本的防卫构想——代替日美安保体制〉59·8）？这些面临着抉择的重大问题横立在所有知识分子面前，成为全国民范围的大讨论（作为明快论述这些选择肢的文章有大内兵卫的〈日中问题是日美问题——与"论坛时评风"64·4〉）。

    　　虽然如此，中国方面也面临着麻烦的内外问题。第一，文化界的批判斗争逐渐外在化。作为其典型的政治事件，鲁迅生前非常信赖的文艺批评家胡风被批判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并被作为反党分子。但文化大革命中对待以悲剧命运收场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统制现实及其问题性，在该杂志除了分析胡风事件的一篇（冈崎俊夫〈关于胡风事件〉55·8）之外，基本上没有更多的跟踪报道。

    　　第二，作为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问题，新中国成立前便存在的西藏问题终于爆发，接着发生的1959年3月拉萨叛乱、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使中印关系再度紧张起来。报道主要介绍了海外的舆论倾向，大都站在支持中国政府见解的立场上（参见小特辑〈西藏问题——关于中印间的纷争〉59·7，A ·L ·斯特朗〈青年们返回西藏〉59·9）。

    　　第三，作为对外问题，是以1956年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为发端、以苏联军队武力介入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为公开导火线的中苏对立。关于中苏争论，该杂志从1962年开始争论（参见莱奥·修巴马、伯尔·斯威忌〈中苏论争的核心〉62·3）一直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访问北京达成和解，不断有相关报道；但由于现实动向不透明，加之有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层面论争的倾向，所以始终抹不去那种复杂、难以聚集议论焦点的印象。

    　　第四，正如毛泽东在台湾危机时关于"西方是纸老虎"发言所表达的那样，认为美国不可避免地要发动核战争，中苏对立也难以缓和；所以中国的核武装论不断高涨，1964年10月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实验。该杂志的许多报道基本上属于专家的现状分析，但也有对进行核试验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心理动机表示同情和理解的文章（参见竹内好〈从周作人到核试验〉65·1）、从人类永久和平观点出发而反对中国转变方针的观点（参见久野收〈直面中国的核试验〉64·12），以及呼吁开禁核试验的中国注意核武器国家应有的责任（参见日高六郎〈中国的核试验和通向全面禁止核实验的道路〉64·12）等等，论调主张分歧很大。

    　　在东西冷战对立框架中看中国的时候，投稿该杂志的知识分子之间共通的姿态是那种自创刊以来便一以贯之的姿态，即批判日本政府追随美国、以及在这个意义上支持中国。但当目光转向中国内部世界时，便发现这里面混杂着单凭东西对立无法理解的问题。当上述问题国际化时，知识分子一方面面临着表明立场的要求，但却又不得不持保留态度。事实真相究竟在哪里？即使产生这个疑问，日本也不具备可以信赖的资料以及质询中方见解的外交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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