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对中国人来说确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无论是贫穷或是富有，为官或是为民，每到过年，都是充满了希望的，他们都希望在辞旧迎新中，送去往日的烦恼，迎来明日的安康。过年，对中国人来讲是充满快乐希望的日子。
　　不过，在我的记忆里，过年是孩子们身上的新衣服，是餐桌上丰盛的饭菜，是大人们脸上的笑容……
　　我出生于六十年代中期，那个年代不要说吃鱼吃肉，每天能让玉米红薯填饱肚子已属不易。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冲进厨房看饭好了没有，好了端上碗就吃，即使不好，趴着锅台看着锅里的萝卜白菜也是对咕咕乱叫的肚子的安慰。偶尔有一次改善生活，母亲总会提前告诉我们，而我们那一天的课肯定不会好好地听进去，总是盼着钟声早响，快点下课放学。那个时候小妹还没有出生，我们已有姐弟五个，再加上二爹死后二娘远嫁留下的堂哥，一家八口全靠父母一双肩一双手劳作养活。父母尝够了不识字的苦楚，再苦再累也要把我们姐妹兄弟送进学校。每次放学问家，看我们围着灶台的那副饿狼相，母亲的脸上总有愧疚之色，有好多次我都听到母亲对父亲说：“他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连饭都吃不饱，做父母的有愧呀。”“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只有这点能力，已经全使出来了。”父亲总是无奈地回答。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没有闲着的时候，他总是披着星星戴着月亮在外劳作。在宛西那个名叫桑坪的山镇上，干什么都靠肩挑背扛，父亲的双肩上被岁月的劳作磨出了两个馒头似的包。就是这样的劳作，也没有给我们带来温饱。
　　可是一到过年就不一样了。父母把过年看得非常重要，他们认为在新的一年里，有一个好的开始，一定会自始至终的好下去。所以，他们会把一年中省吃俭用的一切拿到过年来消费。一到过年，我们每人都会有一件新衣服。在我的童年和少年，要想穿新衣服只有等到过年，平常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过年，母亲会蒸一些平时吃不到的白面馒头，煮一些猪肉，让我们大开腥荤。大年三十上午，母亲总会给我们炒上几个菜，大多是萝卜白菜变着花样来的，但对我们来说都是美味大餐。其中我最喜欢吃母亲做的“蚂蚁上树”，母亲先把少量的肉剁成肉沫，然后再放一些细的萝卜丝和粉条一起炒，炒来炒去，肉沫就会粘在萝卜粉条上，吃起来又香又脆，完全没有吃萝卜的味道。这道菜，每次我们都是三下五去二地吃个精光。
　　正月初一早上吃水饺是被规定了的。在那个时代，平时没有水饺可吃，但一年中三次却是必须吃的，那就是正月初一，正月初五和正月十六。我们家人多，为了图快，母亲总是包得很大，像小笼包子。那个时候吃饭，村里人喜欢端着饭碗在饭场里吃，每次大家都笑我吃的不是饺子而是包子，我也总是央求母亲包小一点，母亲也答应我来年一定包小一点，可到了下一年，仍然是大大的，使我不好意思朝人前站。
正月初二开始，我们就随母亲一起走亲戚，舅家姨家姑家地转上一圈。每年我都能挣得块儿八角压岁钱，这笔钱，是我一年中的最大收入，而且可供自己支配，所以，我总是很珍惜地使用它。每年，我都是先去书店，买回一本自己早就想买而没有钱买回的书，剩余的部分，就反复包好，放在只有自己才能找到的地方，三五日就要找出来数一数，看少了没有。不过这笔钱，一般都是送给书店了。那时父亲总说在我们姐弟中，也许只有我最有出息，因为在父亲看来，喜欢书的人一定是有出息的。我后来虽然没有出息成才，但一生总算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过着靠书吃饭的日子。
　　那年月讨饭的人也多，一到年下更是如此，送走了一起又来一起。给吧，我们自己有的东西也有限。有时听见门口讨饭的把碗敲得铛铛响，真不想开门迎接。每当这时，父亲会说：“不到万不得已，谁会舍下脸去要饭？我们好歹总有口热饭吃，快拿点吃的给他们，有多给多没多给少，权当是积福了。人呀，前面的路黑乎乎的，谁也不知自己明天会是啥样子，不要得意时候就忘了自己是谁了。”听父亲说得多了，也就接受了父亲的观点，看见潦倒的人总想帮助一下，以防将来自己也有这样难过的日子。
　　过了正月初五，过年的气氛也就淡了，大人们又开始了贪黑起早的劳作，饭桌上也没有了肉和白面馒头；正月十六一过，年算是彻底过去了。每到这时，我总有一种沉重的失落感，也曾反复地问母亲什么时候再过年。母亲总是骂我没出息，刚过了年又想过年。
　　这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慢慢的不想过年了，可一年一年快如穿梭，想拽也拽不住，特别是来日本这几年，整日为学业和生计奔波，已经分不出是“ 年”还是“ 月”了。然而往昔过年的情景却根植于我的记忆里，成为回忆的泉源。那岁月虽有缺憾，但也温馨和美好，有着浓浓的亲情和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