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鲁迅到北京已经7年有余，二弟作人来京已两年有余，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同时兼任北京大学讲师，二弟作人也成为北京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兄弟两人工作稳定，经济宽裕，算是在北京稳稳地扎下根来，因此，鲁迅决计把母亲和三弟建人也从绍兴接过来，在北京置个新家，这样全家人团聚一起，可以美美地享受天伦之乐。
离开，无奈而又决绝
1919年的2月，鲁迅花了3500元大洋，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的一处大院子。
当他搬出这座院子时，心里满是伤痛、疲惫和委屈。
可以说，他是被自己最亲的人撵出来的。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实在想不通，心里非常气懑。身为周家的长子，由于家道中落，父亲早逝，他早早就承担起养家的重任，特别是对小自己4岁的二弟作人，更是疼爱有加。
这是一个三进的大四合院，宽敞豁亮，他早已计划好，后院留给老二和老三住，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幽静宽敞，适合二弟安心读书，也方便小侄子们自由自在地玩耍；中院留给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住；自己就住到前院的“前罩房”，虽说屋子背光，有些阴冷，可只要全家人能够其乐融融聚在一起，他已经非常满足。
怀着兄弟永不分家的美好愿望，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兴冲冲地营造这个新家。近乎9个月的时间里，从找房买房、整修房屋到购置家具、栽植花木，以及安装自来水、联系搬家等一切事务，几乎都由他一人包办。当时，三弟还在绍兴老家，二弟则突然向学校请假，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到日本探亲，一直到8月间才带着妻儿和小舅子羽太重久优哉悠哉地从日本返回北平。那时八道湾的房屋修缮尚未完工，鲁迅又忙着联系，临时安排二弟一家先住在别人家里，直到11月下旬才搬进八道湾。12月份，鲁迅又独自一人回到绍兴，认真安排把母亲鲁瑞、夫人朱安以及三弟建人等举家迁往北京的诸多繁琐事宜。对此，鲁迅毫无怨言，只是任劳任怨地扮演着一个老大哥、好大哥的角色。
鲁迅觉得，一个13口的大家庭，虽说不免有些磕磕碰碰，可只要相互体谅，彼此忍让，一切都会好的。他是大哥，自然更要起到表率作用。当时，他和作人的工资都不低，两个人加起来，每月至少有600元左右，而当时一个普通北京市民，每月的基本生活费也就两三块大洋。然而，掌管大家庭花销的羽太信子，花钱却是大手大脚，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奢侈地步。这位人格和心理都有严重问题的日本弟媳，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家里雇用的男女仆人就有十多个，而且往往饭菜不合口味，就要撤回厨房重做。更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她还把自己的许多亲属从日本接来同住，而且一切穿着用度，都要日本货。如此大手大脚地花销，经济自然紧张。许多年以后，鲁迅总感伤地对别人谈道:“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600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
鲁迅也曾婉转地劝说过，却不料妨碍了这位日本弟媳的权威，惹她“讨厌起来了”。二弟作人也劝过、吵过，可患有歇斯底里症的信子，却有发癫的撒手锏，于是，“信子一装死他（周作人）就屈服了”。这位书呆子气的二弟，“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对此，鲁迅除了忍耐，又能说什么好呢？
鲁迅能忍，可信子不能。她先是觉得同一屋檐下的小叔子（也是她的妹夫）建人不顺眼，因为那时建人刚刚来京，一时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便经常遭到她明目张胆的蔑视。鲁迅心疼三弟，并帮三弟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当三弟提出要其妻羽太芳子（羽太信子的妹妹）去上海共同生活时，这位性情近乎变态的姐姐，竟诱劝妹妹说出“不去上海、不离婚，要陪姐姐”这样绝情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