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留日的经历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从他个人的婚姻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一桩幸事，因为他娶了一位日本太太，两人生儿育女，白头到老，甚至周作人老来念念不忘的是太太临死说的是“绍兴话”而非日文。然而因为周作人在日占时代的“历史污点”，一九四九年之后，他的名字、生平与作品很长时间里在中国大陆都是研究者的禁区。今天看他在《知堂回想录》中关于日本的阐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对于这个民族和文化的特殊情感，也可以让我们发现他日后决定出任汪伪政府北平教育监督的端倪。

　　周作人对于日本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他青年时代留日的最初印象便是日本民族在生活上“爱好天然，崇尚简素”，而且自称这个印象以后五十年都没有改变。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寄宿地方的“下女”赤着一双天足，在屋里走来走去。由此我总疑心周作人有“恋足狂”(foot fetish)的苗头 ，虽然他引经据典，又是吟诵“古已有之”的李白诗，又是引用西哲性学大师蔼利斯(H Ellis)的文，更是花了许多笔墨详细介绍日本的衣食住。我倒并不反感周作人在女人的脚上做文章，因为无论如何这符合他的一贯研究方向：他始终关注民俗民歌，走今天说的人类学家或人种学研究(ethnography)的方向。我感到有趣的是周作人在文字上如何处理他的故乡故国和日本之间的比较。

　　据他本人说，当时的留日学生因为反清，大半喜欢在日本寻找清朝以前、特别是宋元之前的汉文化遗韵。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提到明代移民朱舜水在日本的故居，似乎就有这么点意思。周作人更进一步，虽然他在具体生活习惯上对和风称赏备至, 却还时时不忘在汉文化传统中寻找对应的线索。前面说到他对赤足的赞美，周氏不但引用“可人”李白的“两足白如霜，不着鸦头袜”，还引用清同治年间张汝南的《江南好词》中描绘的“大脚仙”，即不缠足、在街上赤足健步的江南劳动妇女，来说明中国有过这种“很健全很美”的事，只是现在已难以见到了。说到他同时代的留日中国学生对日本饮食“大惊小怪”，惊恨它的“清淡，枯槁，没有油水”，周作人又要说自己故乡绍兴的民生艰苦，多吃腌菜咸鱼，所以和日式饭食倒是不谋而合。总之，周作人好像是要辩解自己对日本文化的赞美是因为这些隐合中国古代和乡土文化中的正面因素，现在是被满洲人或者是现代文明压抑和污染了，因此他才“礼失而求诸野”。这有类于西方后殖民主义研究中说过的、欧洲殖民者有时称亚非拉民族为“高贵的野蛮人”(the noble savage)的说法，因为周作人其实也是用类似的角度和目光，把自己对本民族的文化理想投射到异族身上，希望自己对本土文化的失望能在异国传统中能得到补偿。

　　周作人对日本文化能有这样的幻想，似乎也起源一种文化“精粹主义”(cultural essentialism)的倾向，即他认为东西文化、古代和现代文化从根本上截然不同，不可调和，而且对西方现代文明对东亚的影响深为担忧。他本人说到他对于日本文化有某种“宿命观”：“我相信日本到底是东亚或是亚细亚的，他不肯安心做一个东亚人，第一次明治维新，竭力挣扎学德国，第二次昭和战败，又学美国，这都于他自己没有好处，反给亚细亚带来了许多灾难”。周氏还十分赞同永井荷风所著的《江户艺术论》中对日本西化的看法，认为日本都市化的步伐打破了“东洋”的梦幻美。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反对儒家思想，提倡人文主义，致力于介绍西方现代思潮的知识分子，他对保持日本传统文化的渴望似乎与此矛盾。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两者之间名异实同。周作人自称自己的性格有“绅士鬼”和“流氓鬼”的两面性，即，既有维护现有制度和“体面”的习惯又有“捣乱”和革命的冲动，然而他“反对过去的封建礼教”，提倡“人情物理”的自然化却是一以贯之、始终不渝的思想。而日本未受西化“污染”以前的“清洁，洒脱，有礼”的文化习俗，在周作人眼里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健康自然的范本。周作人甚至声明，只要自然，哪怕是动物性的习俗也是值得赞美的，因为他同意尼采的说法：要做健全的人，先要做健全的动物。

　　从这里我们不光可以看出周作人的“革命性”并不彻底，也可以察觉他对日本文化的幻想，特别是对于中日文化“同根同源”以及日本文化凸现他对中国文化理想的坚信，其实酿成了日后的祸端。周作人当然愤慨日本政府操纵的《顺天时报》在二三十年代对于中国的报道如何“岂有此理”，颠倒黑白。对于日本军国化的种种现象，他也无法从自己赞美礼拜的日本文化传统中找到解释，只能模模糊糊地说是日本人的“宗教性”使他们缺乏中国人对于宗教的功利而又理性的态度，以致他们狂热崇拜武力、破坏和平。在以后最需要政治眼光的时候，周作人对于日本文化的美丽幻想终于导致了他“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的结局。日本是和周作人对于青年时代的美好回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日本又是他的妻族所自，别有情分。然而这他对于日本文化的美梦，最终不免被严酷的政治毁坏得面目全非，一塌糊涂。

　　（摘自香港大公报 作者：冯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