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遭女人的激情消耗净尽的最现代的例子，是大岛渚出品于1976年的电影《感官世界》。故事描述一个男人和妓女之间的爱情事件，爱情在他们非常紧绷、盘旋不去的激情中加速，最后到达激烈的死亡。

　　性，变成这对情人的整个幽闭恐怖的领域，就在一次战栗的高潮中，这个女人绞杀了她的情人，并切下他的阴茎，以表示最根本的占有。它是一部美丽而恐怖的影片，充分表达了焦虑与感官的矛盾，然而这正是日本人精神的绝大部分。

　　谷崎是个稀有的人，同时也是他的文化与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不过，他笔下典型的妖妇或者他经常声称的永恒的女人，依然完全背离了纯粹的日本母亲的设定形象；或者，就这一点来说，完全不同于川端康成的小说里受到优遇、纯洁、像处女般的年轻女子。

　　谷崎心中的女神确实年轻，但很难是没有罪恶的，她通常是粗俗的、曾做过酒吧的舞女或侍者，在品味上则是全然的现代，简单的说，就是西方化的，但从来不是西方人。

　　在小说《安久利》中，他梦想他的情妇像是一座穿和服的女人雕像，她要脱去那个不定形的、不合身的衣服，暴露那裸体的女人一会儿，然后替她穿上西式衣服，仿佛美梦成真。

　　谷崎在文学描述上，对于西方和西方女人感到矛盾。他对欧美的事物有过体验，但是往往保持着距离。有段时间，为了体验生活，他住进横滨的外国人特区。他甚至上了英语课程，也试着学习跳舞，进入他从来没有去过的西方世界。正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喜欢她的理想是纯粹的，不要受到太多现实的污染。

　　他一度在散文《爱与情色》中说过，欧美的女人最好从远处看。根据谷崎的说法，西方女人的身材比例比日本女人好，可是令人失望的是，当人们靠着太近，就会看到她们的皮肤有多么粗糙和有多少毫毛。他的结论是，西方女人适合观赏，甚至爱慕，但不适合触碰。这个总结相当不错，我想，这也是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世界的一般态度。

　　当西方世界的经济衰退，但还不像今天这样明显的时候，日本人面对西方世界，混合着怪异的优越感和自卑感，特别是在谷崎活着的那段时期更是如此。在尚未被翻译出来的主要著作《痴人之爱》当中，主角解释只要他有钱和社交机会的话，他多么想和西方女子结婚。但，他自白说：即使我真的有钱，我对自己的长相也没信心；我矮小，皮肤黑，牙齿参差不齐。所以他只好勉强接受貌似西方人的日本人。

　　在现代的日本，对于西方的一种美的陶醉，依旧很明显。流行杂志采用从瑞典到加州的各式金发女郎，来展示日本人设计的服装；高加索种的模特儿像，坚挺地站在日本的商店橱窗内；学生用《花花公子》杂志的裸女照片装饰宿舍的墙壁。另一方面，看起来像谷崎他们那一类人，则比较喜欢丰满和有母性的传统日本女性作为他们的女朋友和妻子。

　　这种日本式美学的精神分裂症，在明治时期特别的强烈，而此时正是谷崎成长的年代。当时的日本想成为或者至少看起来像是个现代国家。在那段日子里，所谓的现代，不但在美学上，而且在政治、经济上，都应该是西方的。谷崎笔下的的恶女，必然受到西方世界的影响。对恶女的浪漫想法，主要是欧洲的，而且它享受着19世纪特别的流行风尚。

　　在日本文学上，女性把他们邪恶的力量用在男人身上的例子，总体说来，就像邪恶——嫉妒的精灵、复仇心重的鬼魂、狐女和大蛇。残酷的妖妇只使用她尘世的力量，是比较罕见的，而且对她的倾慕几乎不存在。谷崎暗示了这一点，他写道：我们受到西方文学的最大影响就是，爱的解放，甚至还有性饥渴。根据谷崎的说法，性爱在前现代的日本文学里，从来就不曾被视为严肃的主题。至今，他认为那主要是游戏的或自杀性的牺牲而已。

　　关于这点，他是对是错(这是有争议的)并非重点。有趣的是，他自己心中所受到西方的影响，被连结到他对性欲的巧妙分析之上。他当然也了解自己非常爱19世界欧洲文学中的浪漫倾向，而永恒之女性的毁灭性力量，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就像我们在谷崎的小说里看到的，创造出永恒的女性是件做法自毙的事情。在《痴人之爱》中的女孩直美，是他最为做法自毙的创造物。

　　直美以一个在东京某下流地区的女侍开始她的生活，从她的名字已足够让大多数的读者猜到她的背景。她的创造者定司，是个在电子公司上班、节俭、胆小如鼠的工程师。在他生活中的女人，除了直美以外，就只有他的母亲。定司决定把这个15岁女侍的脸，作成像玛丽·比克复，而且还梦想把她转变成一个任何人带到任何地方都不会感到羞愧的、时髦的现代女性。他试着教她英文，他们一起参加跳舞课程，他给她穿上贵重的洋装。

　　可是，这个创造者，一如往常，注定被吞没在他所释放的力量中。直美变成一个娇宠的女神，换外国情人像换新衣一样频繁，同时她的恩人却被降为匍匐在她脚下的奴隶，他彻底地被粉碎，他舔她那双踢他脸面的脚。

　　据说，直美的角色是以谷崎的弟媳妇为蓝本，有段时间她让谷崎很头痛，看起来，也没有解决问题。她也是现代日本女人的夸张典型，即所谓的moga，一个撒野的1920年代的年轻女子，以跳舞度过邪恶的夜晚。

　　本书借丑闻而成功，是因为直美所示范的许多行为模式，被其他人广泛的模仿，而变成有名的直美主义。

　　直美主义实质上的意义是，破坏传统的约束。女人将和服底下的身体显露出来，原始的激情被宣泄出来。西方化，特别是在战争以前，在某些地方看来，仿佛打开一个装着蠕虫的美丽罐子。因此，在谷崎作品中的母亲死了，而邪恶妖妇的诞生，可以视为昔日的日本传统已然失落的一个象征来解读。西方世界，因它的幻觉而吸引人，不过它像是一面缎子，覆盖在日本那个神话的、不能恢复的过去之上。在直美主义的黄金时代之后，极端民族主义接着开花，注定此后军国主义将走上冒险之路。

　　直美的诞生，晚于一个和她极为相像的女子不到二十年。她是海曼的小说《垃圾教授》中的女主角罗莎芙洛利希，比较常听到的是，由冯史坦伯格导演的《蓝天使》电影中的名字罗拉罗拉。

　　我怀疑谷崎做了模仿，但这两位女子是在太相像了。两人都很美丽，都是粗俗的妖妇，他们的女性力量把他们可怜的男性奴隶驱使到神经错乱的边缘。在她们的时代，两人都对各自的旧世界发出破坏的信号：德国的小镇布尔乔亚以及传统段的日本。

　　对女性力量的恐惧，必然导致男性的被虐待狂：屈从极易转为侵略。这多少是可以伪装的，就像沟口的电影。在他对女人的强烈贬抑上，塗抹一层深情的关心，那看起来像是一种美的复仇。在这样的感觉上，沟口就如同另一位早期电影伟大的感觉主义者，1920年代声名狼藉的好莱坞德国人埃里克·冯斯特劳哼。

　　冯斯特劳哼在他装模作样、独裁自大的外表下，却是个道德家。他的电影是有关人们因钱财和权势而堕落的方式，以及为此而相互给予的羞辱。他的道德愤慨，就像沟口一样，无疑是名副其实的，可是，人们不得不觉得它被他的美学所取代。堕落也是情色的；固然它是不好的，可是，却是那么迷人又美丽。

　　沟口对女人的态度，同样有着矛盾情绪。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他是个彻底调戏女人的男人，特别在他所钟爱的京都风化区。正如冯斯特劳哼有羞辱女人的恶名。而且据说他的妻子死于传染自他的梅毒。

　　有个出名的故事，说他曾经闯入一家性病诊所的房间，里面满是妓女，他告诉她们那全是他的错，一而再，再而三的请她们原谅他。假如这个故事不是编造的，它理应如此，因为它似乎是这个人特有的作为。他既爱慕又憎恨女人，最重要的，他要她们为她们的羞辱而原谅他。

　　他也有个深切的宗教倾向，曾经携带着许过愿的佛教日莲上人像参加影展。沟口的美学被注入了日本人所谓的物之哀，对事情的怜悯，或者感伤。它是中忧郁，甚至是受到佛教生命是痛苦的教义所启示的、悲剧的感觉。是的，生活是悲伤的，但是我们又能改变什么？毕竟那个悲伤不也是相当美吗？而这种态度正好隐藏在多数传统的日本艺术背后。在沟口的作品中，受害的女性俯卧在地板上，他最喜欢的形象，承受充满残酷的生活，因而变成伟大又伤感的美的象征。

　　然而侵犯通常绝不是这样的谨慎和美丽的。现代日本的情色书刊，内容是压倒性的残酷，在任何日本的书店中，人们只要花五分钟就能找到它们。但这并不是个新的现象。有些最极端的残酷之美，可以在江户时代晚期(19世纪中叶)所谓堕落的艺术中发现，在国芳的木刻印刷，特别是他的学生芳年的作品，或者是绘金所画的怪异暴力的画作中。

　　对于受酷刑的女人，他们分享着艺术的钟爱。芳年的一个最有力的代表性作品，是以为孕妇被倒吊在火堆上面，同时有个丑老太婆磨着刀，准备剖开她的肚子。在同一作者的一幅几乎相同的画中，我们见到一个男人真正的把一个悬挂的女人乱砍成碎片。

　　这种形式的酷刑，在日本的艺术中多少有点老套，而且它似乎真有其事：在8世纪的日本历史编年体《日本书纪》当中第一次被提到。很明显的在西元500年，五烈天皇就曾经命令剖开孕妇的肚子以检查子宫。

　　在鹤屋南北的歌舞伎剧本《一人之旅五十三次》之中，一个孕妇被施以酷刑，肚子被剖开，孩子被抛在空中。这种暴力的形式，或许是对于失去童年早期、纯粹的阿尔卡迪亚而表达的一种最极端的愤怒。它也违反最严格的禁忌。在一个十足堕落的态度上，这个介于生与死之间的转变，也不过在于项上人头而已。

　　在日本及其他地方，美丽的残酷，都是一种缓和恐惧、驱除邪恶的方法。因为人们认为，雌性的激情比身为弱者的雄性种类更邪恶，毕竟就是她怀着生命的奥秘，而且因为她原本的不洁和拥有极危险、能够引导男人迷失方向的能力。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网；作者:褚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