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中日友好的路越走越宽广”

鲁迅，可谓当代中日人民友好之路的一位不遗余力的开拓者。

鲁迅生活在中日关系并不平等的晦涩年代。从甲午战争、“二十一条”到“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件，中国人民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而与此同时，两国人民的交往却冲破各种羁绊曲折艰难地向前发展着。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鲁迅明确地将日本帝国主义者与日本人民区别视之。

从早年留学日本到晚年定居上海，鲁迅用他那如椽的大笔，不断地揭露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的险恶用心及其对中国人民惨无人道的滔天罪行，斥责日本资产阶级政客对中国革命别有用心的诽谤，也嘲讽那些以“支那通”自居、其实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所谓学者的歪曲言论；同时他以更多的时间和热情，致力于两国人民间友好事业的开拓与文化交流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息，他始终与日本特别是进步友好的日本文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也留下了不少佳话。

关于留学日本时代的鲁迅同藤野先生等人的友谊，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在此期间鲁迅还翻译与介绍了不少日本的文学作品，并筹办文学杂志，用日文为日本期刊写文章，那时他就和日本文艺界人士有了较为广泛的交往。回国后，鲁迅继续为两国的民间来往和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同许多日本作家、汉学家、文艺界和出版界人士建立和加深友好关系；接待了对中国革命前途心怀善意与期望的大批日本青年；为他作品的译者作讲解、校阅并撰写注释；翻译了日本的一些小说、剧本、杂文和文艺理论著作。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鲁迅和内山完造的友谊。内山是当时开设于上海的内山书店的老板。鲁迅1927年从广州回上海同他结识后，便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在白色恐怖中，鲁迅曾得到他的帮助，经常借用内山书店作为通信会客甚至逃避追捕的地点。1930年3月，因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被特务跟踪，鲁迅不得不在内山书店里躲避了1个多月；“一·二八”事件时，内山请鲁迅全家搬到他的书店楼上，后又将鲁迅隐藏至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后来，内山在他的著作《花甲录》中自豪地写道：“跟这样伟大的鲁迅先生的晚年有着近十年亲密的交往，这确是我一生的幸福。”1959年9月，内山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来我国访问时，不幸因脑溢血去世。遵照他的遗嘱，骨灰安葬在上海。他的弟弟内山嘉吉继承了他的遗志，在东京主持内山书店，继续努力传播中国文化，并从事鲁迅研究活动。鲁迅亲自播种的友谊之花开始娉婷绽放，香遗后人。

在与日本的交往中，鲁迅的鲜明立场和普罗情怀，使其表现出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价值系向。1933年2月20日，日本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日本当局虐杀。鲁迅和其他中国革命作家闻讯立即联名抗议日本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并以个人名义向小林的家属发了电报，揭露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同时强调“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表达了对日本民众的手足情谊。为了慰恤小林的家属，鲁迅还和其他中国作家签署了《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并开展募捐活动。

即便在中日关系乌云密布的年代，鲁迅也始终对中日人民的友好前景满怀信心。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的“一·二八”事件后，日本生物学家博士西村真琴来到上海，在遭受战火破坏的闸北区三义里弄堂废墟中发现了一只飞不动的鸽子，便带回日本，取名“三义”，并准备将它和日本鸽子交配孵出的小鸽子，作为“和平的使者”送至上海。可是未料在第二年断了气息。为纪念鸽子本身代表的意义，西村在自家院子里立冢掩埋，再写信附上亲画的鸽子图寄予鲁迅。鲁迅由是回赠《題三义塔》诗作，其中最后两句为：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意曰，现在中日两国虽然隔阂深重，但是经过中日人民患难与共，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罪行，“度尽劫波”取得真正的和平后，情如手足的两国人民会相逢一笑，深仇大恨也随之泯逝。

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鲁迅对两国消弭战争及其遗祸，走向和平共处、友好相待的愿望。上世纪30年代曾在上海内山书店工作过的日本人儿岛亨这样回忆：“鲁迅经常同我们以'路、人走的路、日中友好的路……'为话题，说：'从前，无人走过的山野是没有路的。走的人，一个人，两个人逐渐增加起来，就走出路来了，而且越走越宽广。日中友好的路也是如此，互相虽都有长短处，但如果能够跨越这些障碍，互相多加了解，就能成为友好的路了。'”

70多年过去了，中日两国早已实现邦交正常化，并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各方交流与合作也日趋增多。中国自身的高速发展渐渐给予国人足够的胸襟和远见，来正视日本近代以来的崛起，辨识日本人民的良善，鲁迅所愿的这条“友好的路”还将会越走越宽……（本文摘自《红岩春秋》2010年03期 作者：陈珍 原题为：鲁迅与日本的特别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