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指的是他晚年的爱情生活。76岁高龄的渡边看上去顶多就是50岁出头，腿脚利落，思维敏捷，谈恋爱方面不知道迎来的是人生的第几春？

“我对同性恋没有兴趣，”他说，“没有真实的体验，所以这样的故事也就不可能出现在我的小说中。”这么说着，我们推论下来，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的小说其实都是有真实体验的？

对于自己的婚恋传奇，渡边还是比较谨慎，三缄其口，问不出个所以然，但是我们从话语之间的蛛丝马迹中还是可以想象，这位情爱小说家正在自己的有情天地里任意驰骋。爱情，对于渡边来说，当然也是一次次重要的生命历程。

一部《失乐园》的走红不仅让渡边淳一成为日本数一数二的畅销书作家，而且使他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节节攀升。各种打着渡边授权旗号的出版物在中国市场上堂而皇之地出售，这让渡边感到非常气愤：“在中国看到自己很多作品被盗版，我很震惊、很不满意。很多出版社是在没有委托和合约的情况下出版了我的作品，还有一些出版社有过正规的签约手续，但是出版物不符合合约的约定。所以我向法院提起了起诉。很多日本人都说，这种现象在中国很普遍，实际上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中国到底是一个法制国家，既然是法制国家，我相信中国不会对这样的现象视而不见，一定能处理好这些问题。”

第二天，渡边就要为此去法院，不过在这之前，他先得在上海书展上签售他的中文版新书《光与影》和《女优》。在现场，他领略了上海“渡边迷”的热情，他们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正儿八经拿起毛笔签名，70多岁的渡边红光满面，没事人似的。

他说自己的理想是超越日本大作家谷崎润一郎，身体好一定是一大本钱：“我希望能写出比谷崎润一郎更浓烈的爱情故事，从数量上我早就超过了。要保持好的写作状态，首先要保持健康，这样作品也是有激情的。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再谈一次恋爱，可以使自己的小说写得更好。”

也许正如他所说的，他只是想写人的本性，那种来自原点的本性，只是一不留神往情爱那里偏了一偏，结果却成就了这位日本情爱小说界独当一面的人物。

“文学不是一种教化手段”

时代周报：1969年，你所在的医院进行日本首例心脏移植手术。当时你怀疑被摘除心脏的患者并没有真正脑死亡，因此提出批评，最后你无法继续在医院工作？

渡边淳一：确实是这样的，当时我在母校札幌医学大学附属医院工作，有一个叫河田四郎的老师，曾长期留学美国，学了很多心脏移植手术的技术，然后回到日本担任札幌医科大学学部教授。他组织进行了日本第一例的心脏移植手术。当时有很多的老师持反对态度，我到现在也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提供心脏器官的是一个21岁的青年，他在海水浴场游泳时溺水死亡。白天溺水，晚上就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判断为脑死亡，并把他的心脏移植给了一个17岁少年。

我当时对院方提出，马上就判断他脑死亡是否过早了？因为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可以证明，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判断一个人脑死亡在医学上是不严谨的，很可能是过早了，然而这位青年的心脏还是被移植给了少年。

之后，我和出版社的人聊天谈到了这件事，他随后就在一份周刊上把这事登载了出来，闹得沸沸扬扬，大学里很多教授和我的主治医生教授也对我有了一些看法，有很多批评。继续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让我觉得很难受，所以第二年，我就辞职开始专业写作。

时代周报：你辞职之前，1965年的《死化妆》就已经为你赢得了新潮同人杂志奖，是你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吧？失去工作的最初阶段，生活上有没有困难？

渡边淳一：是的，新潮同人杂志奖是我获得的第一个文学奖项。我辞职写作的初期，其实我母亲强烈反对我弃医从文的决定，她觉得专业写作这一行非常不稳定，但我不顾母亲的反对，决定到东京专心写作。确实一开始，写作的收入很不稳定，此时我才体会到母亲反对的用心良苦。好在一年以后，我就得到了直木奖，从此以后，写作就开始变得比较顺利。

时代周报：医生的背景在你的小说中时常出现，你觉得学医的经历是否让你具有了更为敏锐的观察能力？

渡边淳一：从医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终生的。我看到了许多肉体，看到他们如何在我面前被手术刀剖开，又如何愈合。我从肉体看到人性最本质的东西。医生对死亡是很漠然的，他们觉得死亡很正常，他们不会为此感到悲伤。就小说而言，关键是故事要有实感，将感觉与经验融合为一。我的故事片断上有一些生活的原型，但是不可能把生活完全照搬到小说中去。

时代周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两位著名作家也是弃医从文的，一位是鲁迅，一位是郭沫若，他们也在日本留学过。

渡边淳一：我非常了解他们。在日本，鲁迅和郭沫若都很出名，相比而言，知道鲁迅的人可能更多。他们和日本都有着非常深厚的关系，日本作家从鲁迅那里得到了很多好的刺激，学到了不少东西。我对鲁迅弃医从文深有同感。医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研究一个人的过程，就是由表及里地全方位地剖析一个人。我们有很多疾病患者，面对过各种各样的疾病和死亡，所以说从医就是在深入地研究人，这为我之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光与影》到《失乐园》

时代周报：小说《光与影》获直木文学奖，是否给了你巨大的信心？

渡边淳一：是的，得奖之后，我对写作有了很大的信心。但前辈作家并没有对我提供什么帮助，写作是孤独的事，很难有别的人给你提供什么帮助。一个作家，要想达到比较高的境界，必须让自己处于一种孤独的状态中。

所幸的是，《光与影》出版以后，日本有好几家出版社开始注意到我这个作家，向我约长篇小说，先在报纸上连载，然后我的《无影灯》出版后有了很好的反响，这就使得创作能比较顺利地进行下去，不至于半途终结。

时代周报：《失乐园》可以说是你最有影响力的一部作品，也是你最钟爱的吗？你对这部电视剧怎么评价？

渡边淳一：就个人偏爱而言，我想大概是《失乐园》和最近完成的《爱的流放地》。对于主演黑木曈，我个人觉得还可以，但是一部电视剧能否成功，关键还不是男女主角，而是导演。他将我的作品影像化，就像我生的孩子由他来抚养。但是说实在的，我觉得导演的手法上，还有些不足。

日本人的性与伦理

时代周报：我们常常在日本情色电影中看到一种忧虑和快感的矛盾，比如《感官王国》。你觉得日本人对于性是否也是这样矛盾的：开放与禁忌同时存在？

渡边淳一：你说得很对，是这样的。当然了，人有各种类型，日本人同样如此。受到的教育不同，生活的环境不同，都可能对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就这个问题来说，开放和禁忌确实在日本人身上同时存在。

不过我觉得，如果我们把问题缩小，来看看小说或者电影，就会发现，小说和电影会设定一个特殊的人物故事，读者则往往会把这种特殊视作作者的一种普遍看法。我的小说中那种非常痛苦的爱，虽然大多数读者都能理解，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尝试，同样地，也不是说每部小说都是我个人体验的文学化表现。

时代周报：对于爱情和家庭，你是否持一种悲观的态度？你认为“爱是存在很多非伦理的”，但是面对家伦理呢？

渡边淳一：我首先要澄清一点，文学不是一种教化的手段，不要通过文学来教育我们去符合伦理，而是要表达人的本性和真心。所以在文学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和我们的常识与伦理不相符的故事情节，比如有人结婚了以后又爱上了别人，在日本称之“不伦之恋”。这种做法是否对，是否符合伦理关系不是文学可以解决的。文学应该是自由的，表达真情和本性，不是在论述伦理。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立场，希望不要产生误解。

另外，伦理观念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但是人性不会变，虽然它如此复杂，我要表现的还是人性的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