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1日至15日，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等机构主办的“中日女作家会议”在京召开，9月12日至13日举行了主题研讨会。与会的中方作家有张抗抗(团长)、方方、池莉、残雪、迟子建、林白、陈染、徐坤，王安忆、铁凝因出访未到会。与会的日方作家有津岛佑子(团长、日本著名作家太宰治的女儿)、中泽惠、小川洋子、多和田叶子、松浦理英子、道浦母都子、金真须美、茅野裕城子、中上纪，柳美里、笙野赖子等未能到会。

    在女性创作有咄咄逼人之强势的今天，当一队中国女作家与一队日本女作家相向而坐的时候，无疑是引人注目的。在这场由男性组织者安排的会议上有一些严肃的议题，诸如《中日女性文学的历史与现状》、《从女性角度看传统文化》、《风土与生死的想象力》等等。但真正使对话充满活力的是女作家们家长里短式的断断续续的自由交流。她们对彼此的人的兴趣大于对作品的兴趣，大致是因为彼此对作品的不了解罢。

    虽然“写作就是潜伏在自己的世界，不与别人说话”，但池莉也认为两国同性同行的“见面很重要”，“想听大家说话”。残雪玩笑说，要不顾一切不择手段地交流。茅野裕城子不断地流连于中国有10年了，与张承志、王朔、莫言是要好的朋友，但是与女作家的相识相见，这次是第一回，所以“特别高兴”。池莉说自己没有去过日本，“但是我觉得日本是我最熟悉的国家”。多和田叶子说：“在日本，中学、高中都有‘汉文’这一课程，课上读《史记》、《论语》，还有杜甫、李白的诗，对于这个课程，我既喜欢又厌烦。从内容上讲，《史记》里的打仗的故事、儒教的男尊女卑的家族概念，都很没意思。可是，汉字所产生的鲜明的、广大的形象却深深地吸引着我。”池莉说到评论家的“胡扯”，日本作家进一步引申为“百分之九十五的评论家是傻瓜”。徐坤说到微醺对写作的好处，擅饮酒的日本女作家给以会心的掌声和热烈的附议。　

    女性主义写作不可避免地是会议的话题之一，而中方谈得多一些。张抗抗怀疑：“女性主义是否是女性写作的惟一选择？女性意识是否应该覆盖女作家关注人生的全部目光？若是女性文学像残疾人运动会那样，建立一种仅供自己欣赏的独立评判系统和标准，又如何去打破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我们真的需要一种所谓主义来框定女性写作吗？”她认同“女性写作中应当更自觉地运用女性视角这一说法”，但“我们将在自己的那间屋里，书写男人与女人共同的，创造有利于自己和整个世界的文学。”

    方方的印象中，在新时期文学之初，女性文学在总体上“同男性文学只有软硬程度上的区别，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异”。一小批作品有女性主义光彩，也比较表面化。王安忆的女性意识觉悟得最早，也太早了。等到具有独特意味的女性作家作品出现时，王安忆已经走得很远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群带着强烈自恋色彩、关注自己的身体同时更关注自己的心灵的女性作家，其中最不可忽视的是林白和陈染。林白和陈染笔下的女孩也有点“坏”，但她们坏在表面，内心却自存圣洁。更年轻的“美女作家”笔下的女孩的坏给人一种腐烂之气，可以说她们行为叛逆而思想陈旧，她们对沉沦和堕落有一种沾沾自喜。“很可能她们只是倾诉自己，但因为内心丰富程度和情感深刻程度的局限，她们的肤浅在所难免。”

    在日本评论家看来，日本文学的高峰往往又是日本女性文学的高峰，如果以1000年前的紫式部(《源氏物语》)、清少纳言(《枕草子》)等人的创作为第一个高峰期，以100多年前的口一叶(《比本领》)、与谢野晶子(《乱发》)等人的创作为第二个高峰期，近一二十年的女性文学就是第三个高峰期，以至大江健三郎说：“不远的将来，在日本能够构建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这种文学世界的，惟有日本的年轻女性们……”近十年来，女性作家们频频登上芥川奖的领奖台。与会的日本著名评论家村川凑先生说，在日本，一个人登上文坛的标志不是发表了作品，而是作品获得了某项新人奖，而在文坛上能够确立地位的标志则是获得芥川奖、川端康成奖(短篇奖)和野间文艺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为呼应本次中日女作家会议，推出了一套洋洋大观的由20本著作组成的“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日本方阵”的10位作家都是文学大奖的获得者，获芥川奖的就有5位，分别是小川洋子(1990)，多和田叶子(1992)、笙野赖子(1994)、川上弘美(1996)和柳美里(1996)。

    村川凑先生介绍说，日本的纯文学也面临边缘化的挑战，一本纯文学期刊的销量仅10000册，一本纯文学图书的销量在5000到10000册之间。像大江先生的著作曾经销到10万册的情形是很少见了。